上海外事 | 1982：一个非洲留华学生的毕业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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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震 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党组成员。

穆圭亚是同济大学的留学生，来自非洲卢旺达，我同他交往并不多。

1982年7月，毕业回国前穆圭亚去了一趟香港，不想返沪途经广州时却遇上了一件令他很不愉快的事。那天晚上他到流花宾馆投宿，接待人员则叫他去东方宾馆；可到了东方宾馆，他又被告知“这里不接待留学生，请你去流花宾馆”；于是他重返“流花”，然而几经哀求仍不被接纳，最后他只能到咖啡厅借酒浇愁熬了一夜。回沪后他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说了一句：“我感到很凄凉。”

· 卢旺达留学生穆圭亚

两天后，我去学校看望他。小伙子的情绪似乎并没有受这件事太多影响，见面后他要求我允许他“离开10分钟”，他要去买啤酒，说是“朋友来了，没有啤酒是不可以的”。我硬是留住了他，并主动提起他在广州的“遭遇”，再一次向他表示了歉意。

我说：“如你所知，我们这个国家这些年刚刚进入一个新的变革时期，社会生活中难免会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外国留学生所遇到的诸如宾馆服务人员的冷漠、大街上个别青年人的嘲骂等等。请你相信，我们是不会允许这些现象长久漫延下去的。”

他接过我的话说：“这件事你不必太在意。我来到中国整5年，除在北京学习一年外，其余4年都在上海度过，总的感觉，上海在不断进步，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也是愉快的。当然如果细细品味起来，有时也会有一些酸酸的感觉，中国人有一句话叫‘酸、甜……’” “酸甜苦辣”，我补充说，“对，就是酸甜苦辣……”于是伴着小伙子对“酸甜苦辣”的回味，我们之间拉开了一次坦诚的对话。

中国应该越变越好

穆：我注意到，一个时期以来，法国、英国一些报刊，还有美国的《新闻周刊》等国外媒体对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的境遇作了不少报导，指责中国存在“种族歧视”。我和我的许多朋友是不同意这些评论的。判断是否种族主义，我们有自己的原则。对非洲留学生冷漠和谩骂的现象确实存在，但在中国人的国民意识中这绝不是主流，因为我们看不出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它能形成风气或者构成一种势力。至于有人企图以这种偶发的个别事例去印证政府立场及政府的政策取向，则实在太显荒唐。

我们的亲身感受恰恰相反，中国人民对我们是友善的，中国政府对我们更是处处优待，任何有良心的非洲留学生都不会，也不可能否认这一事实。所以，把“种族歧视”的帽子强加到中国的头上是不公正的。

李：你能这样认识，我感到欣慰。作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感情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这一点可以留待历史去证明；我要说的是，对现有的一些问题，我们有责任而且一定能认真加以纠正。

穆：这些问题的危害在于，它确实让不少留学生受到了伤害，个别人因此而感到气愤，甚至说了一些过头话，也是可以理解的。你们能重视这些问题，我们很满意，你们政府为此已经做了许多工作，这一点我们也感觉到了。

李：说句实话，这些问题要彻底纠正过来决不是政府下一道命令就能奏效的，它需要时间，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责任。

穆：这一点我能理解。其实类似现象在很多国家都是存在的，法国、比利时以至美国都会有，有些国家可能更严重，只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本来是不应该有这些问题的。

· 时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万学远（右3）、高教局长张德龙（右1）与各国留学生在一起。右2为作者。

李：它也许从一个角度暴露了我们国民教育中的一些弱点或是某种缺失，这让我想起了一位德国朋友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开放中的中国更不能放松对青年的教育。”他说得很有道理。

穆：这些人不一定就是坏人，他们之中有的人是缺乏礼貌，有的则是搞恶作剧，总之他们只要自己的“自由”、自己的“痛快”，很随便，但是随便过了头、“痛快”过了头。有个老师对我说，那些青年人并不是不喜欢黑人，而是几乎不了解黑人。他说的也许是对的，我觉得你们的教育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李：我同意你的说法，相互不了解必然造成隔膜、产生误解，甚至形成对立，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比如三年前的“上纺事件”。

穆：我想表达一下我个人的另外一个想法：我刚到中国时，感觉到人们说话、做事都很小心，而且常常躲着外国人，这说明他们有顾虑，精神上有压力；现在则完全不同了，5年里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一种进步。有个别青年人之所以敢怠慢留学生，敢骂留学生，其实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这种变化，只是他们的“放松”放过了头而已。

让人民放松的政策肯定是好的政策，希望政府能坚持。当然也要让青年人懂得，个人的“自由”不能无限，不能过头，不能为了自己的“自由”而去伤害别人。对过头的行为还是要给它一些压力的，让他知道这是不允许的，这是社会公德，任何人不能无视它。总之，中国应该继续变，中国应该越变越好。

中国老师教会我“为人民服务”

穆：由于在中国遇到过一些不愉快的事，留学生之中有些人离开中国时可能会说一些不好的话，但请你们相信，尽管他嘴上这么说，回国之后他仍然会按照中国的习惯、方式甚至观点来讲话、来办事，这是没有办法的，用你们的话来说这叫作“烙印”，这就是“中国影响”的结果。

你可以想一想，我们来中国时只有十八九岁，在那个年龄段我们还不大懂事；从20岁到25岁，这是一个人思想的成熟时期，而我们这个时期则几乎完全在中国度过，仅凭这一点，你就可以理解我所说的那些话是有根据的。我感到满意的是，中国给予我们的“影响”，给我们打下的“烙印”是非常良好的。

李：类似的说法我从其他留学生那里也听到过。第二医学院多哥留学生阿西就说过：“中国老师教育我们要为人民服务，这种做人的道理，除了中国，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是学不到的。”

穆：更重要的是，这种做人的道理不仅从老师的口中说出来，更用他们的行动传递给了我们。我可以告诉你一件小事：我在二医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过，他跟老师实习时亲眼看到，冬天老师为病人听诊时总是先用手焐一下听诊器，用自己的体温把听诊器焐热后再贴到病人身上去。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体现出来的却是“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它在我们许多留学生的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 时任上海市政府外办副主任高森（后排右2）会见非洲留学生代表。前排左2为作者。

李：在中国，所谓“当官做老爷”是一种受到谴责的作风。纺织学院有个马里留学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回国时对老师说：“我回国后可能会做官，但请老师放心，我当了‘官’，决不会‘做老爷’！”

穆：是这样的，不少回国的同学都是这样做的。他们回去后往往同一些从法国、比利时学成归来的人成为同事，有些从法国回来的人一旦有了一官半职，其他员工见面后就要向他鞠躬行礼；而从中国回去的同学当官后就会对下级人员说：“你和我是平等的，你不必向我鞠躬。”这种平等意识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十分真诚的。

李：1979年塞拉利昂人民大会党助理总书记卡马拉访沪时曾说，中国人民对塞的援助是真诚的，“派到中国的留学生回国后的工作态度就明显同留苏、留美的不一样”。

穆：所以我认为，从“做人”的角度说，“中国烙印”将主导我们的人生。

回到卢旺达，我们就是“中国人”

为了让谈话不致太乏味，穆圭亚不断搬出自己的“家当”来款待我——巧克力、饼干、糖，后来还翻出一张照片，用笔在背面写了一些字后交给我说：“我不常去照相馆拍照，这是我自认为照得最好的一张，后面有我卢旺达家中的地址，如有机会欢迎你来做客。”顿了一下后，他问我：“你看我是不是很像中国人？”这句话又把我们重新拉回了对话的轨道。

穆：在中国，人们把我们看成卢旺达人，但一回到卢旺达，人们就会通过我们来认识中国，他们会把我们作为中国人来看。如果我们工作得好，他们会说“中国人能干”；如果我们干得不好，他们就会说“中国人糟糕”！所以我要对你说，我是“中国人”，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们的命运是同中国联系在一起的。

李：我听说有个学医的同学回国后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为穷人免费针灸治病，他家附近的穷人都喜欢他，久而久之人们不再称呼他的名字，而叫他“中国医生”。

穆：这是很自然的。在我们周围人的眼里，我们就是“中国人”；而就我们自己来说，因为有了在中国的这一段不平常的经历，我们的心一半属于自己的祖国，另一半则属于中国。

· 中外青年欢聚。中排左5为时任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黄跃金；中排右2为市高教局龚月娥；中排左4为作者。

李：有位大使到上海一所大学看望本国留学生时，对学校的领导说：“你们不仅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两个工程师，也为我们送来了两位出色的‘中国大使’。”他把回国的留学生看成“中国大使”，这可能正如你所说，回国后你们就成了连接非中人民友谊的纽带，这是一个很光荣的角色。

穆：其实非洲人民很喜欢中国，在他们心目中，中国享有很高的威望，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都在无私地援助我们的国家。卢旺达有一条最长、最有名的公路就是中国建造的，非常漂亮，远远望去像一条黑色的丝带。这条路原来是请意大利人建的，搞了一年，但很快就出毛病了，到处冒水，于是政府就向他们索赔，最后又决定请中国来重建。中国人一来，不到半年就造好了。直到现在，六七年过去，这条公路依然很好。

李：从国家宗旨上说，中国应当树立这样的信誉，因为她是社会主义国家。她既要为本国人民谋利，也应当为世界人民谋求利益。

穆：这也正是非洲人民高度信赖中国的一个基石。在人才培养上中国的信誉同样也很高，据我了解，不少非洲留学生回国后在自己的岗位上都干得很不错，赢得了很高的赞誉，一些人甚至已经担负了很重要的领导责任。由于工作的需要，个别人还想重回中国读研究生，我本人就有这个打算，回去取得一些实际经验后再回来读研。

· 中外师生同歌共舞

李：听说也有人去别的国家深造了？

穆：可能有人会有这样的考虑，但我没想过。法国、比利时等一些国家学校的假期很长，一年之内几乎一半时间放假，时间都玩掉了，在那里学5年只抵中国2-3年。同时我还要告诉你，中国的老师是任何其他国家的老师都无法比的，他们真诚、无私，为我们付出的时间和心血更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在我们眼中，他们既是师长也是兄长，甚至像父亲、母亲一样。

李：你认识刚果姑娘奥尼安格吗？

穆：认识，她是学纺织的。

李：她对我说过，她的老师常常为她个别辅导，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为她花去半天时间。奥尼安格非常感动，她说：“没有任何人要求他们这样做，也没有任何人会因此为他们增加工资；他们有自己的家庭，他们自己的孩子也需要他们去关心，可是为了我，他们默默地牺牲了这一切，他们就是我的‘妈妈老师’和‘爸爸老师’。”奥尼安格把人世间最崇高的两个称呼叠加在一起送给了自己的老师。

穆：世界上人人都在以各种方式追求着个人价值的实现，唯独中国老师的追求与人不同，他们得到的金钱不多，但我认为他们的人格最伟大。因此我要说，中国老师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这一点，几乎也是所有在华留学生的共识。

· 作者与非洲留学生合影

李：据我了解，一些留学生有时可能会对校方提出这样那样的抱怨，但他们从来没有对自己的老师有过任何怨言，这说明他们非常敬爱自己的老师。中国老师和外国留学生之间的情感是令人感动的，我听说老师生了病，留学生都会主动去关心，有人甚至不声不响从国外买药为他治病，当然我并不赞同这个做法，可我十分看重师生间的这份情谊。

穆：这种师生情谊的放大就是非中人民的情谊。所以你们不必太在乎留学生中个别人流露出来的不好的情绪，这不是留学生对中国态度的主流成分。中国有句话叫“未来属于青年”，李老师，请你相信，我们这些人将会把非中人民的友谊推向更好的未来……

时过40年，当翻出这次谈话的记录重加整理时，我想起了一位在大学专事留学生工作的朋友说过的一番话，他说：“外国留学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群体，越是走近他们，越去了解他们，就越能发现在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金子般闪亮的东西……”如果借用这些文字来表述我对穆圭亚“毕业感言”的感言，我想是恰当的。

-End-

图文 | 李天震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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