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礼宾官（一）
人物介绍
韩叙 曾任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大外语学院英文教员，并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北京解放之初，在市人民政府外侨事务处工作。1949年，入中国外交部，历任中国驻苏联使政务参赞、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中国驻美联络处大使级副主任、外交部美洲和大洋洲司司长、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美大使。1989年后，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从事民间工作，在此期间并担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历史是从1949年11月8日这一天开始的，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它在袁世凯执政时期的外交部旧址宣告成立了。
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总理在成立大会上这样阐述了新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是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6月提出的被称作“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这个方针被作为新中国外交的一项基本原则确立下来。
周恩来接着又对这一原则做出了灵活的解释，他说：“我们对兄弟国家在战略上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另一方面，对帝国主义在战略上要反对，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
周恩来还对外交人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特别强调了纪律的重要性，他说：“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外交人员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因此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周恩来的这些话后来一直被韩叙谨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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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外交部旧址（东门）
人们在刚刚组建起来的外交部中是找不到礼宾司设置的，当时所有礼宾方面的工作都由附属于办公厅的一个叫做交际处的部门负责。由于交际处同时还要负责许多其他方面的工作，所以礼宾工作看上去只是它庞杂事务性工作的一部分。
当人们走进外交部那幢风格别致的德国式建筑之后，首先看到的就是交际处的办公室。事实上，这个处的大量具体工作都由它下设的唯一一个科——交际科来处理。交际科的第一任科长是韩叙，在外交部同一级别的干部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
和大多数部门不同的是，交际处刚一组建起来，各种各样的工作就已经迫于眉睫了，因为出使新中国的第一位大使——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早在外交部正式成立前一个月就抵达北京了。
当然，仅仅一个大使的到任还不会给礼宾接待带来太大的麻烦，但在接下去的两个月里，当包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波兰、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朝鲜、蒙古在内的十多个国家的大使相继到任之后，局面就完全不同了。
事实上，人们发现他们还远没有来得及为这些大使的到任做好足够的准备，以至于在最初一段日子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疲于应付各种各样事前没有料到的问题。
最先碰到问题的地方是海关，因为有关人员不知道该如何为第一批到任的外交官们办理入境手续，比如是否可以对他们携带的部分商品实行免税或者是给予他们免检待遇等等。同样是第一次碰到这些问题的外交部迅速组成了一个专门的小组负责拟定有关规定，可以说这项规定是让已经到任的外交官们等着拟定出来的。
当然，韩叙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不过在参加诸如此类建章立制工作的同时，他还要一遍遍地赶往机场或车站去迎接那些新到任的大使们，因此他的名字也经常见诸报端。在人们的印象中，除了少数几位被给予特殊礼遇的大使以外，多数大使都是由韩叙代表外交部前去迎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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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12月6日，外交部部分工作人员在办公楼前合影。二排右六为副部长章汉夫，右五为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右七为苏欧司司长伍修权，四排右二为韩叙。图源：《建国初期的外交部》
当海关为新大使们办完入境手续之后，他们的住房很快又成了一个极大的问题。在没有建造好自己的使馆之前，外交官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租用饭店的房间，但除了位于东长安街的北京饭店以外，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
由于当时北京饭店的客房量只是今天的三分之一，所以当交际科的同志们陪着外交官前去租房时，竟然不止一次碰到过找不到一个空房间来安顿客人的尴尬局面，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和客人一起坐在饭店的前厅里等待其他客人退房。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交际处后来索性在饭店里长期包租了一批房间，尽管他们常常要为一部分空着的房间支付大量的房租。
在将外交官们的住房问题解决后，更多的工作接踵而至。一时间，诸如安排新大使递交国书、对各有关部门进行礼节性拜会以及为使馆雇佣翻译甚至是保姆之类的事务都排在了交际科的工作日程表上，科里仅有的四五个人显然无法应付这种局面。于是，外交部从其他部门紧急抽调了一批年轻人充实到交际科，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显得手忙脚乱。
尽快建立一套能够体现新中国的外交原则并且符合中国国情的礼宾工作制度，被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提了出来。尽管人手非常紧张，交际处还是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着手进行这项工作。
小组的成员中包括一位在1949年起义的原国民党外交部的礼宾官。最初的时候，他的某些经验曾被直接用来以解燃眉之急，比如人们就曾经根据他提供的国民党外交部的做法，为最初一批大使安排了递交国书仪式。
然而那套仪式在当时看来已经显得过于繁琐了，于是，当外交部陆续从中国派驻国外的大使们那里了解到其他国家的有关情况后，交际处受命对这套仪式进行简化。不过一下子省略掉其中的几项环节，很可能会使后到任的大使们误以为自己受到较低规格的礼遇，所以只能一点一点地简化这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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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在交际处工作的同事。前排右二为第一任处长王倬如，二排左一为韩叙。图源：《韩叙传》
然而更多的工作只能在完全无章可循的情况下开始进行。人们很快就发现，韩叙周到、缜密和擅长组织的特点常常能够弥补由于经验不足所带来的问题。
比如有一次，一位负责采购食品的女孩子准备用一种包装很漂亮但却是被儿童们衔在嘴里吃的棒棒糖招待一位大使，韩叙发现后这样问她：“我们将要和大使讨论一些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你认为让他吃这样的糖合适吗？”那位女孩子事后心悦诚服地对别人说，这件事使她懂得了必须将礼宾安排中的每一个细节同会谈本身联系到一起来考虑。
作为交际科科长，韩叙不仅要负责日常的礼宾工作，同时还要兼顾后来由国际俱乐部和外交人员服务局负责处理的各项事务。为了减少发生差错的可能性，他养成了事必躬亲的习惯，但是这样一来，他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他就像个跑码头的。”当时担任亚洲司司长的乔冠华曾经这样形容他每天风风火火的工作状态。但是不管忙碌到什么程度，他也绝不会马马虎虎地对待哪怕任何一件小事，他要求自己负责的每一项工作都尽可能做得完美，而这一点，也正是他后来深得周恩来信任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交际科里那些刚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都在暗中把他当做自己学习的楷模。
当然，由于对国际外交惯例缺乏足够了解，同志们还是不可避免地犯过一些无伤大雅的错误。比如每当哪个使馆需要与外交部讨论某个问题时，交际科热情的年轻人们总是立即骑上自行车赶到对方的使馆去，而根据国际上通行的外交惯例，凡是遇到这种情况，都应该由礼宾司安排双方相应级别的官员在外交部会面。更为有趣的是，所有使馆都把中方的这个小错误当成一种友好表示，各国外交官们对交际科那些骑着自行车找上门的年轻人热情有加，直到中方了解有关国际惯例后，这种做法才被改掉。
不过惯例并不是不能打破的，在某些情况下，打破惯例有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最先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是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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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总理与时任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
1950年5月，当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通过交际处提出了拜会请求时，周恩来出人意料地这样答复道：“为什么一定要是大使先生到我这里来呢？我也可以去看他嘛！”于是，交际处破天荒地做出了让中国总理去拜会一位大使的安排，这被认为是中方给予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大使的特殊礼遇。
此举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说人们从中领悟到什么的话，那就是它已经再清晰不过地表明，新中国同样重视发展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作为中国再次表明这一愿望的方式之一，毛泽东主席在第二年1月份甚至出席了潘尼迦大使举行的印度国庆招待会，这是他第一次当然也是唯一一次参加使团活动。这两次打破惯例的举动显然加快了中国同非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的步伐，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同西欧和周边的7个非社会主义国家签署了建交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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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6月24日，毛泽东主席接受丹麦王国公使呈递国书后合影。右一为交际处处长王倬如，左一为韩叙。
这件事使韩叙对礼宾工作在整个外交工作中的作用有了新的理解，他开始意识到，仅仅熟悉它技术性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必须对国家基本外交政策以及相关的外交使命有透彻的了解。于是，在继续学习外文、熟悉各国国家情况、默记那些极难辨别的国旗图案以及背诵驻华使节们的姓名、职务、简历和电话号码的同时，他开始用更多的精力了解和研究外交政策。时间对他来说总是显得格外稀缺，即使是星期天也不能被轻松地消磨掉，因为那是他唯一有可能把自己埋在文件堆里的日子。
如此忙碌有时会使他感到疲倦。他用来对付疲倦的方式之一，是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准备一瓶茅台酒提神。不过他不是去喝那种烈性的白酒，而是打开瓶盖嗅一嗅它那浓烈的气味。此外，他每天都要通过适当的运动来保持精力旺盛。很多人都提到了他喜欢做俯卧撑的习惯，因为这可以不受时间和场地的限制，这成了他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爱好之一，或者说，这是他保持了一生的爱好之一。
-End-
文字 | 《一个外交家的经历——韩叙传》
作者 | 阮虹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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