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外交”不仅仅是外交官的事

“外交”这个词，让人听起来第一反应是太高大上，但说到底，外交其实也是一种人际关系。还有朋友说到“外交”会觉得那太遥远了，都是外交官们要做的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看一下今天的数据，中国是向全世界输出最多游客的国家，每年的出境人次已经超过1.5亿。可以很肯定地说，当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可能代表中国，都可能是一张中国的外交名片。

张维为

知名政治学家、作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八十年代中期，曾任职于中国外交部，担任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高级翻译。

我自己曾经在外交部工作过五年，所以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职业外交官的经历。

1983年8月，我到外交部报到，报到地点是外交部翻译司。我们的主任叫过家鼎，他一见面就问我：“你看过女排比赛吗？”当时女排在国家大赛中三连冠，举国上下都为之欢腾，所以主任跟我说：“女排是排球的国家队，我们这里就是翻译的国家队。”

18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张维为（左后）第一次给邓小平做翻译。

我想如果有幸成为中国的职业外交官，一定要珍惜这份殊荣，我们应该有强烈的“国家队”意识，这是外交系统非常好的传统。无论在外交系统的哪个部门工作，亚洲司也好，非洲司也好，欧洲司也好，礼宾司也好，翻译司也好，都应该努力做到国家队的水平。

更重要的，同时还要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情操，要有政治定力，要有健全的人格，要有广博的知识和卓越的沟通交流能力，惟有这样才能展示中国外交官一流的素质，不辱使命，完成一个又一个的外交任务。

八十年代，到外交部工作，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到外交部任何一个办公室都可以看到，几乎多数人的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周恩来总理的照片，可以说周恩来总理是中国外交事业的开拓者与领导者，他的外交理念、战斗精神及人格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外交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当时中美之间是没有外交关系的，所以周总理就找印度驻华大使，请他传话给美国人，说“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人要管，我们要管” ，这就叫掷地有声，表明了一个大国的担当。现在回头看抗美援朝战争，是一仗定乾坤，换来了70年的和平，所以外交工作特别需要政治担当，而往往也是真正有担当的人才会有人格魅力。

外交工作实际上包含了很多繁琐细致的工作，真是“世事洞明皆学问”。外交官要有一种成熟的心智，英文中有个词叫做“sophisticated”，我就把它翻译成“比较成熟的心智”，就是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既要坚持原则性，又不失灵活性，还要非常细致和周全，马虎不得。

1986年6月，我陪同时任副总理乔石去孟加拉国访问。抵达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后，驻孟加拉大使给乔石汇报了一个突发情况，他说最近几天孟加拉的上上下下都在议论这么一个话题，就是印度正在准备出兵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国内有两个民族，一个是僧伽罗族，另一个叫泰米尔族，这两个民族冲突非常厉害。从历史角度看，实际上斯里兰卡人口中僧伽罗族占多数，但后来英国成为殖民主，从印度南部迁来了数十万泰米尔族的劳工到斯里兰卡，采用英国一贯的分而自治的治理方法，就留下了民族冲突的种子。

到了80年代，民族冲突演变为剧烈战争，特别是斯里兰卡政府军和泰米尔猛虎组织之间激烈的对抗。我们访问孟加拉的时候，正好是斯里兰卡政府发动大规模军事攻势。在这个关键时刻，印度向被包围的猛虎组织投掷食品和药品，解救猛虎组织。

斯里兰卡政府对此强烈谴责，孟加拉国舆论也普遍认为，印度想利用其他国家的民族矛盾试图干预其他国家内政，他们很担心孟加拉国有朝一日也会成为这种干预的“牺牲品”。

听完大使的汇报后，乔石副总理说：“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表明中国立场，修改一下我在欢迎宴会上的发言稿。”于是他就把这个发言稿拿来，自己在稿子上加了一句话，叫做“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孟加拉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当天晚上这句话就成了乔石副总理发言的重中之重。

乔石副总理在念到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坚定有力，随后又停下来等我把这句话翻译完。我们的话音刚落，整个宴会厅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种感人的场面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这也使我感受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周边国家的分量，尽管那是在1986年。

在访问孟加拉之前还访问了尼泊尔，当时我国驻尼泊尔的大使特别兴奋。过去我们随领导人出访有一个传统，就是领导人到使馆后，要给使馆的同志作一个报告，谈谈国内的形势等等。

尼泊尔大使特别兴奋，说：“我们盼星星，盼月亮，今天盼来了乔石同志，欢迎乔石同志给我们作报告。”乔石副总理反应也很有意思，他面带微笑，不紧不慢，带着浓浓的上海口音说：“我不是星星，也不是月亮，我是一块小小的石头。” 下面都笑了，所以幽默是很宝贵的品质，也是一种人格魅力的自然流露。

对于外交官来说，从事“大外交”要走到国外去交流，幽默可以成为国际交流的润滑剂，给人带来快乐的同时能够缓和气氛，有时还能化解一些矛盾。

再给大家回忆一段邓小平的往事。1987年4月15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前总统、南方国家委员会主席尼雷尔，当时我做翻译。邓小平会面开始之后，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目前世界上带全局性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个，一个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几个字就把天下大事概括起来，既体现了小平同志举重若轻、言简意赅的本事，也展示了汉语本身的一种凝练美。

邓小平接着说，你们南方委员会要处理的事情就是南北问题，还有南南问题，现在的趋势是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五分之一越来越富，五分之四越来越穷，不解决这样的问题人类就没有进步。实际上，发展中国家不摆脱贫困，发达国家要发展也会遇到障碍。邓小平说解决的方法就是南南之间发展合作，加强南北对话。可以说这番话今天听起来都是发聋振聩的。

西方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总体上还是采取这种“你赢我输” “零和游戏”的态度，背后是因为西方文化比较崇尚“二元对立” “赢者通吃”这个逻辑。那么这种逻辑在21世纪已经难以为继，因为它越来越多地增加了全球治理的系统性风险。

邓小平曾经不厌其烦地对西方领导人讲这个道理：部分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起来的话，对西方国家也是有利的。穷国发展起来，富国的产品才会有出路，才能卖得掉。从别人的切身利益出发并说服对方，也是我们在外交中经常使用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贫困问题、非法移民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传染性疾病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等，都与全球治理密切相连。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确实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西方国家有这样认知的人还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很大程度上因为西方制度特点是资本力量主导一切，但对于中国来讲，该说的一定要说，该讲的道理一定要讲。而且随着中国自身的崛起，不仅是这么说，而且开始这么做了，我们今天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带头推动共商共建共享，这是一种新型的全球化。

坦率地说，面对中国的发展，西方许多国家一下子不知所措，全面地显示出不适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西方国家也开始意识到，有必要与中国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所以，从事外交工作也好，从事国际交流工作也好，一定要对中国和世界的事情做整体的理解与把握。

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有更多的机会去进行对外交往，而在每一次看似普通的沟通交流当中，其实都涉及国家形象、民族素质的展示和评价，所以今天的外交不仅仅是外交官的事，而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对于中国新一代的外交官来说，对于所有愿意致力于对外交流的国人来说，大家赶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一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伟大时代。崛起的中国，是大家的坚强后盾，整个世界都是大家施展才华的舞台，愿大家拥抱这个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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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整理自《一堂好课》

讲述者 / 张维为

图片 / 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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