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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十娘|温哥华有故事之:希望镇(1)

渡十娘出品 渡十娘 2022-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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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王婷婷

编辑|渡十娘 







1



我知道妻子丽娟很不愿意搬到这个不属于大温地区的小镇上,因为我们结婚后只有这件大事死活没拗过我,不知道是一种挫败感还是仅仅出于对城市中心区域的热爱没得到满足,她对我或者对女儿发火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我如果感叹这里森林环绕,大河奔流,她会更生气,每次都横着眉问我:“这些能当饭吃吗?能提供工作机会吗?”这种话,我就输了。在妻儿的生活还不能保障的时候,作为一个男人,我没什么脸面和资格谈论虚头巴脑的风景,也没资格坦然享受青山绿水。丽娟总是对的。


距离温哥华市150公里的希望镇被高山溪流草甸和峡谷环绕,和坐落于太平洋西海岸边的大温地区背山面海,视野开阔,时而丘陵起伏时而一马平川的风景不同,这个小镇在崇山峻岭的夹缝里,在几条贯穿东西的高速公路旁边,镇子中心几条横竖格子状的建筑都是几十年前的建筑,有的保养得当,有的已经朽败了。


偶尔也有车辆在希望镇停留一会儿,看看美国电影《第一滴血》的拍摄地,在二分钟就能走完的主街慢慢地逛十分钟,在寂寥的标志性雕塑木刻熊前拍几张照片。夏季周末时,会有大温地区的新移民去附近的废弃隧道观光后来这里买支冰淇淋或者吃个午餐,有时是几个家庭结伴同行,一下子就能填满整个小镇似的热闹一会儿,又陷入无尽的安静中。


因为远离都市圈,房价便宜好几倍,登陆后就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屋,实现住别墅开越野车的梦想让我格外执着,甚至无耻地给女儿描绘了许多许多我想象中的美好未来,用她说的那句“想去”说服了丽娟。



我们全家第一次出国就是登陆,下飞机后,我们在温东一家庭旅馆住下,顾不上倒时差就到处去看房子。一家三口能租到的独立出入地下室没有低于一千块的,那股子阴暗潮湿的味道令我想起毕业后在上海杨浦区与同学合租的那间老公房。大温地区的公寓楼一居室也要二千块以上,合人民币一万二千多块,一睁眼就是四百多块,坐吃山空,何况我们这么多年的积蓄也不过是一小堆土,一不小心就能被风吹散。按丽娟的意思,在市中心租个最便宜的地下室住,把孩子送去附近的幼儿园,我们夫妻俩立刻去找工作,哪怕是洗盘子也好,一边攒钱一边看房子。


怀揣希望来到这里,如果去洗盘子,为什么要出来?丽娟说为了孩子。我不想让她知道我不愿意为孩子牺牲自己的一生。我的人生和孩子的未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干嘛让自己活得那么悲情那么辛苦呢?但我知道丽娟会把这个想法当成我的污点从女儿三岁讲到三十岁,念叨一辈子。


家庭旅馆一天一百块,一家三口三餐也要一百块,看房子坐公交车轻轨几十块,孩子跟着我们奔波几天虽然没怎么抱怨,眼看着小脸都瘦了。她才3岁,不懂得表达,只是一遍遍问能不能回家。付得起的房子又偏僻又破,稍微像样点的房子每个月的租金和我洗一个月盘子赚的钱差不多。老婆被女儿问哭了好几次,这才同意去看我们唯一能付得起首付的希望镇的房子。


希望镇上有几栋六七十年前盖的房子,甚至有一间正好满一百岁的房子,网上的图看着还好,实地瞧着还不如住大温那边的地下室。就在太阳快要落到山峦那一面,我们不得不放弃这里离开时,经纪带我们去看了她列在单子上的最后一间。没想到,这是一所十几年新的房子,只有一层,三个卧室,有前庭也有后院。远处是青翠的高山森林,几百米外有一条溪流潺潺流淌,除了周围邻居破旧的房子有点碍眼,在落日余晖中,这一间的厨房中央岛台光鉴可照,白色橱柜洁净如新,和我们看过的那些五六十年前普遍采用的如今早已油迹斑驳木皮剥落的深色橱柜比起来,就像从棚户区走到了美剧里中产阶级家庭。


丽娟嫌太远太偏僻,担心买了房子压力太大,她也不愿做主的机会和权利落到我手里,那会让她失去安全感,但她终究没拗过我几乎要吵起架来的坚持。


希望镇居民统共才三四千,大街上车少人更少。一百五十多年前,淘金客云集在此,逐渐形成了一个较大的营地,后来,北美最大的贸易公司哈德逊在1848年时来这里设了一个站点,那时,依托淘金和伐木两大经济,希望镇比小渔村温哥华要繁华。


“历史悠久和我们的日子有什么关系?我家还在千年古都洛阳呢,你说机会少发展落后,宁可在上海租亭子间,怎么都是你的理?”


“我刚才看到咱们左边邻居了,一个老太太,特老。看着不像白人。”我知趣地转移话题。


果然,妻子一只手捏着抹布,一手撑着擦了半天地板的腰,皱着眉头道:“如果那么大年纪的话,孙子都成年了吧,都说外国人不和子女一起住的。左右邻居一个小孩子都没有,妞妞到现在还没小朋友一起玩。什么希望镇,没小孩子有什么希望?”


丽娟总有道理的。她总能把一切话题都归到我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做的上,这是她在家里越来越凶悍的理由,也是我总惹她生气的原因。我想让她开心点,但她说没有钱没办法开心。我学着煮饭打扫陪小孩,她也没高兴起来。用她的话说,只有足够的钱才能让她快乐。


我怏怏不乐地去前院整理植物。前屋主把房子保养得很好,对花园的投入并不大,院子里没什么规划地胡乱种了些不值钱的植物,草地上长满了野草,秃一块儿绿一块儿的,还有些凹凸不平。我们透支信用卡买了沙发和电视,去家具城外的回收站捡了两张还不错的旧床垫放在卧室地毯上,再简单置办了一些厨具,就算了安顿了下来。


尽管如此,在院子里几个深坑,把前后院毫无章法的树木花木略微规划一下的劳作总会令我忘记屋子里的埋怨和批评,变得心情愉快。我不知不觉地哼起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小时候的流行歌曲和眼前的新家新世界再契合不过了。


才唱了一半,隐隐感觉有些不对劲。就像武林高手,不需要真的听见或看见什么,直觉会告诉你附近的磁场发生了某种变化。我急匆匆地哼完最后一句“嘿,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奋斗,为她幸福为她增光,为她幸福为她增光~~~”,随着最后一句逐渐拔高的“为她幸福为她增光”,我停下挖树坑的铁锨,手杵着杆儿向四周巡视,我的目光在高耸入云的山巅停留了半秒,依稀可辨的松林,是我的诗和远方,也是我重新出发的地方。环目四顾至大约320度时,我憧憬幸福的眼神遭遇了一束冰冷的直射。




目光是一种无形的流动的可以被感知到的物质。大部分人的目光内敛,或者游移,或者闪烁,大多向周围发射出友善的信号。我这一生中遭遇过几次这种冰冷的、排斥的、带着点不屑和怀疑的目光,总会激起我本能的回击。兴许是人到中年了,也许初来乍到的谨慎,我很快掩饰住反感,让眼底涌出友善。


“Hi,hello。”我来自礼仪之邦,理应先打招呼。


早上开车回家看到的老妪侧面比我以为的老多了。到一定的岁数之后,年龄越来越模糊,我以为她大概六七十岁,但她的正面沟壑纵横,几道深深的横渠,间或夹杂几道弯曲的竖纹和几条散乱走向的皱纹,甚至五官都快要被年轮覆盖。或许因为她的五官和欧罗巴人种的深邃不同吧,小眼睛塌鼻梁埋伏在岁月的褶皱中,几不可辨,只有嘴唇倔强地坚守阵地,带着绝不肯被掩埋被遗忘被侵蚀的强大意志。


我的笑容挂在脸上几乎要掉进树坑里时,她终于艰难地从喉咙深处挤出嘶哑的破碎又浑浊的发音,我依稀可以分辨出是“where are you from?”,口气泠冽,像从冰原下蹦出字。


刚刚登陆二个月而已。众所周知,温哥华的华裔有30%之多,还有一个叫Richmond的城市90%人口会讲普通话或者广东话。我是一个词汇量一万二的博士,看得懂英文专业书籍。但我被这句话问住了。空气凝滞了几秒后,我终于记起会话900句里最先学到的这句。


“I came from China。”


“How are you ? My name is Mike, nice to meet you.” 机械地说完了《900句》第一课后,我脱掉手套对着老太太伸过去我表示热情友善的右手。


我确定她不是白种人。但也不是亚裔。她比亚洲人高大,看得出年轻时的健硕,脸庞比一般人大一圈,长裙盖住了脚,我猜想她是印第安土著,或许有点欧罗巴血统。


她挑挑眉,叠放在肚子上的手轻轻抖动了一下,没伸出来。这让我有点尴尬。但我很快就决定换上不介意的无所谓的表情。她看起来比我奶奶年纪要大,老式女性不习惯和人握手吧。我这样想。我的手放回到铁锨把头上,做出打算继续干活的样子。


“Why you come here?”


这句话太不礼貌了。其实这句话的语义是没有倾向性的,但她的表情和眼神令一句客观的语言变成了伤害。她太粗鲁了,这让我有些恼火,我的右手紧紧捏了一下铁锨木杆,左手重重地按住右手,我想说句什么,一时想不出那句话合适,好几个句子在我口腔里翻滚,大脑里翻译出几个破碎的词汇时,她已经转身离去,清晰地表明这不是一句问话而是不友好的攻击时,还故意挺了挺有些驼背的腰,传达出她决不羞愧的态度。我气得呆住了,嘴巴似乎被黏住,胸腔里跳窜出来的话怎么都喷不出来,憋的难受。天空灰暗下来,树木花草也变成了难看的脏乎乎的绿色,空气稀薄地令我喘不过气来。


刚毕业时租住在杨浦区老公房顶楼上违章搭建的亭子间那几年,偶尔加班晚归,第二天早上,楼下阿姨会守在门口训斥我打开老式铁门的声音吵醒了她,喋喋不休地描绘被铁门嘎拉声惊醒后怎么都睡不着,刚有点睡意又被我冲澡的水声搅扰,害得她彻夜未眠,头痛好几天。我解释过、道过歉,拿着油壶给防盗门各处都灌了几遍,我小心地扭动门锁,慢慢地开合,轻轻地抽动插销,每一次晚归,开门都是我紧张的一道坎儿,越怕出声,深夜里一丁点金属碰撞声越发清脆突兀。有一次,她在她家的防盗门内叫住正在快步下楼的我的问:“你们外地人干嘛都跑到我们上海来?蝗虫一样,搞得上海乱七八糟的。”


我早就憋了一肚子气想还给她,演练过多次的话倾泻而出:“要不是我们外地人建设上海,这里还是小渔村咧,你不过是早来几天,难道你家八辈子前就住上海吗?我在复旦读的博士,是政府白送我户口留下的,等我买了房子就搬走了,你这辈子能搬走吗?”说完我转头就走了,心里砰砰砰直跳,害怕她跑出来撒泼,害怕她继续叫嚷不休,担心她晚上守着我还击,令我一整天惶惶不安,心脏一下一下地往下沉。“我一定要在这个城市里扎下根来”,我强迫自己默念了无数次,念到手掌酸痛。




后来,上海的房价像乘了电梯般飞涨,薪水一年一年不见涨,别说六只钱包了,搜刮干净两家人的八只钱包也买不起。我和丽娟从杨浦区看到松江,又看到嘉定,本来计划买了两房单位就知足了,等看了两年房子,嘉定那边的二手一房都买不起了。


加拿大欢迎移民,尤其是高学历的年轻人,我申请技术移民一共用了一年多就拿到了移民纸,签证办下来我们就过来了,几乎一天都没耽误。听我的地产经纪说,最早下个月我们全家人就能收到永久居民身份证。我们是加拿大政府请来的人才。


这个老太婆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土著吗?住那么破的房子,这么偏僻的小镇,凭什么问我:“你干嘛来这里?”


我躺在床上睡不着,翻过来翻过去的,浑身哪里都不舒服,脑袋里反复琢磨着老太婆说的是“你干嘛来希望镇”还是“你干嘛来加拿大”,她的表情和语气在我的脑海里重复了无数次,越想越生气,眼看一整夜睡眠就要泡汤,我只好搬出来心灵鸡汤喂自己:“不要理她,哪里都有烂人。不能为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我没对丽娟说这件事。不想说。她要是知道了,哪里肯轻易放过这个数落我的机会?她买把鸡毛菜都要货比三家,跑十几家店都不一定选到她认为性价比最好的衣服,买房子这个终身大事丽娟如果没看几百个房子,她总觉得自己吃了亏,吃了大亏。这个房子是我坚持要买的,而她从来不觉得我懂论文以外的任何事。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件事上这么坚持,或许我对房子的执念和她是一样的,她要的是最划算的房子,兼顾地点价格学校,而我只想要一个能力范围内最舒服的家,无论在哪里。我们都渴望有自己的房子,有同一个梦想,但梦想的形式太不一样了,实现梦想的途径有分歧,梦想的样子也不同,哪里都不一样,哪个方面都能引起争吵。我不肯让步,我坚决地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是一意孤行地让房产经纪为我们,不,为我,去和卖家还价。丽娟让步了,她很不满意,但她还是高高兴兴地去律师楼签了字。如果丽娟知道我们有这么不友好的邻居,她一定会生气。


我的沮丧里也有一部分是为女儿,她才三岁,离开熟悉的地方来到这里,地广人稀,资源丰富,青山绿水,和她有什么关系呢?一切虚幻的好处还不如一个友好的同龄小伙伴。我们承诺她,搬了新家认识邻居就有小朋友了。搬过来二周了,我远远地看到过两个小孩慢慢悠悠地骑着儿童自行车在人行道上蛇形而去。妞妞还没有自行车。她好多东西都还没有。我们刚刚安定下来,只能添置最急需的,最必须的。比如食物,厨具和床垫。


远方的家乡有些模糊了。有些东西却格外清晰,比我在上海的十年里无数次回忆起的家乡都要清晰。我想起老家的那张八仙桌,用了二十几年依然簇新的桌子。妈妈爱惜东西,沙发靠背上扶手上,用大块布料覆盖住所有的地方,又铺了一层带夹层的靠垫、坐垫、扶手垫。实木深红色的八仙桌上永远罩她亲自踩缝纫机做的罩子,三层布密密实实地踏上了方格,又斜着衍了对角线,把一个一个小方格变成米字格,罩子外面还有一层塑料桌布,因为便宜,容易坏,每年春节前都会换上新的花色,有时有凹凸不平的暗花,有时是大幅花鸟,有时纯白。我在这张桌子上吃了很多餐饭,做了无数本习题册,我和父母所有的对话都在八仙桌之间传递,我爸永远朝南坐,我坐在他对面,我妈有时候在我左边,有时候在我右边。他们在桌边喝茶聊天吃饭会客,也在桌上拣菜切菜。那张桌子还在家里,还在客厅的左边,无论我出门多少年,每一次回家它都在那里。只有见到那张桌子,才算是真的到家了。我在这样的夜晚想起了老家的八仙桌,想起桌上的热水瓶,保温杯,那只大学毕业典礼时学校发的纪念马克杯上印着学校的名字,我嫌丑,我爸说他要,从此那个杯子和桌子再也没分开过。


作为独生子的我执意要留在上海的时候,父母什么都没说,他们觉得不应该不高兴,哪里有阻拦孩子奔前程的父母呢?我突发奇想要移民,父母只是在电话里“啊?怎么这么突然?你咋不和家里商量商量?”到底也没说什么。听到我报喜,他们没有喜悦,有两次,叹了半口气就收了回去,像安慰我,更像是安慰他们自己地说:“只要你好好的就行。”


千山万水地过来了,扔掉所有的一切过来了。虽然所谓的一切,只是两个人加起来还不到二万块的一份工作。那也是我们的所有。


看了看手机,深夜二点多了,我闭着眼睛等待睡神光临,胃底灼热,口腔湿润,脑子里想起上海的早晨,街角小铺里热气腾腾的大肉包和粢饭团,敞开的店堂里几乎每个食客桌上都放着一根粗胖的黄澄澄的油条。摩肩接踵的地铁站里鳞次栉比的小店铺,浦西的热闹,黄浦江边的大都市范儿和繁华喧嚣的热闹,曾经觉得太过喧闹的拥挤的地方都变成了想念。


妞妞看起来还算快乐。她一直是安静的小孩,和所有小孩子一样,只关心吃什么玩什么。小孩子喜欢新鲜的地方,在不懂比较的年龄,不回头看也不设计未来,很容易快乐。


失眠的夜格外长。我在黑沉沉的午夜里想到此时此刻彼岸的太阳正在头顶,和这边正好是16个小时的时差,像是颠倒的乾坤,每半天倒换一次。我回想起下决心离开的种种缘由,归根结底只因为我这一介书生、人类学博士,在人类社会里的价值养不起一个家。我没给丽娟说过我们刊物或许不再能苟延残喘,听说上面已经在讨论安乐死。我既够不上提前退休,也不再是随便找份能糊口的工作就行的年纪。有一次丽娟说,实在不行回老家,她表哥说可以安排我去职业中专教书,再过几年博士多了就没我的机会了。怎么能回老家?好不容易走了出来。老家回不去,上海住不起,移民就像是闯关东,只图机会多点,哪怕做苦力,也要找一个没熟人看见的地方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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