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看陈谦——在他乡变故乡的旅途中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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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聂梦
编辑｜渡十娘
陈谦最新小说集《哈蜜的废墟》2020年8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刚刚，该书入围2020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100本入围书单
作者简介：聂梦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
著有评论集《小说的年轮》。
本文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
第2 期。 原刊责编 刘月悦
论陈谦的自我实现叙事兼及新移民文学的研究走向
陈谦：《爱在无爱的硅谷》
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坐标系中，陈谦的小说创作通常为以下几个矢量所负载：美华文学、流散文学、新移民文学等等。这些矢量之间范畴互有交叉，方向大体一致。近年来，将陈谦的写作纳入到新移民文学视阈的研究居多。所谓“新移民文学”，指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从中国大陆新移居或侨居到海外的作家及文学爱好者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代表作家包括严歌苓、张翎、虹影、陈河、陈谦等[1]。
目前，尽管在概念界定、离散样态等方面还存在争议，研究者对于新移民文学的写作生态和审美特质，已基本达成了共识。从写作生态来看，新移民作家大多在中国大陆接受了完整的启蒙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母语基础雄厚，一方面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谙悉1980年代以前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现实风貌，另一方面在流散过程中广泛接受了包括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在内的西方文化的影响，精神建构中具有多重文化相融汇的“混血”特征。在异国他乡实现了自我生存需求、奠定事业发展基础之后，他们出于自身的审美需要和对文学的热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从审美特质来看，新移民文学承续了海外华文文学混杂性和流散性的基本特质，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以往华文文学中浓重的乡恋情结，以及对漂泊感、孤独感的迷恋性书写，其写作视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一是海外华人的开拓史和漂泊史；二是中国大陆的历史记忆；三是异域现实生活的内在冲突[2]。较之于此前的华文写作，新移民文学连根拔起、离乡背井的种种况味，以及初到异地的复杂心绪、际遇浮沉等不再是文学表达的重点，但边缘，族裔，文化身份焦虑，潜在的寻根意愿，他者视野中的中国书写、故土想象等，仍旧是新移民作家笔下反复出现的重要主题。
陈谦作为新移民大军中的一员，有着和上述描述相当契合的人生经历，以及部分契合的写作经历。上世纪六十年代，她出生在广西南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曾为广西大学教职工。八十年代末赴美留学，后在硅谷从事多年芯片研发工作。“我在‘文革’后期启蒙，在改革开放最活跃的80年代进入青春期，而真正的社会经验则是在美国获得的。”[3] 1995年，陈谦以“啸尘”为笔名，向海外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中文电子杂志《华夏文摘》投稿，自此，她的系列留美随笔、生活素描等，开始走进读者视线并引发反响。1997年，陈谦在北美知名的文化网站《国风》撰写“海上心情”专栏，《何以言爱》《爱在无爱的硅谷》《覆水》《残雪》《特蕾莎的流氓犯》等作品，便以这种方式在《国风》上一个月一章地呈现出来[4]。
自1999年在《钟山》发表《何以言爱》始，到2017年在《广西文学》发表《焱》止，陈谦在中国大陆文学刊物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共计十余篇，长篇小说两部，显示出一位小说家成熟的创作才华与实力，被认为是新世纪十年新移民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不少研究在论及陈谦几部深受关注的作品时，都选取了新移民文学的框架和思路，挖掘作者海外书写的特色和优长。但整体来看，学界对于陈谦小说创作中不契合新移民常态的部分，目前关注、研究得还不够深入。
陈谦
讨论陈谦的海外书写，需要明确两个前提。一是在故乡、身份等问题上力求“释然”的努力，二是对新移民文学惯常的二元对立思维的打破。这两个前提，既关涉到作者提笔落墨的世界观，又阐明了作者笔下绝大部分故事走向的逻辑起点，是理解陈谦海外书写的重要基础。
关于“他乡变故乡”，陈谦自陈，她从小就对背井离乡有一种莫名的向往，相信只有离家出走并远去他乡，才能有机会在未来的人生里搏一个风生水起的前程。她的离开是自觉的选择，是要圆一个“悠久的梦想”。因此，乡愁对她而言是一种奢侈的情感。她时常提醒自己，故乡已然是一个符号，它所能做的，是真实而又抽象地证实我们今日明天的生活，让我们在寻找到去处去的旅程中，有一种从来处来的轨迹可循，“在他乡变故乡的行程里，我并不是独行客。”[5]面对身份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问题，陈谦也一直试图在新的坐标系中校正自己的位置。
欧阳昱1995年在澳大利亚创办《原乡》中文文学刊物时, 曾在《编者小语》中指出，“我们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附庸‘海外华人’，还是新时代民族大融合浪潮下产生的‘新澳大利亚人’？我们是人在‘异乡’,心回‘原乡’,还是人去‘原乡’，心归‘异乡’？或者二者兼而有之？”[6]这既是在谈论澳洲华人身份认同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整个海外华人群体的心声。类似的困扰同样在陈谦身上烙印，只是随着阅历的增加，她逐渐意识到，如果将美国比喻成一个文化和种族的熔炉，“在这口看似魅力的锅里，有很多的斑斓色彩，是永远不能够，或者也是彼此不希望相互融合的”。唯有在不断的经历中真切认知到文化只有不同，没有高下，才能让自身那条表述“融入”状态的曲线，描绘出“一种大释其然后心平气和的状态”[7]。
力求“释然”的努力最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达成尚不可知，但它标识出了一种长期性的焦虑，以及这焦虑背后试图挣脱束缚的决心。它红线般地贯彻到陈谦的写作实践当中，因此，同其他新移民作家甚至华文作家相比，陈谦的写作姿态显得更加轻盈：她没有在新移民文学承袭自传统华文文学的二元对立思维上多做停留，放弃从过去/现在、本土经验/海外经验等诸多对立和断裂地带中汲取能量。她在作品中呈现出的，是一种非对立性的视界——异质文化之间以及多元身份之间的冲突退场，更多的可能性在平视的视角下渐次展开。
陈谦表示，希望新的文化能够带来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和对文学的另一种启发。[8]也正因如此，陈谦的海外书写在文体层面上存在着一道明显的分水岭——她将有限的思怀交付给散文，将大量的“少”和“无”交付给小说。在她的小说中，很难寻觅到焦虑踟蹰的“边缘人”的身影，每一个人物都拥有强大的主体性力量，他们深知自己的处境、弱点，并奔走在求己所求的道路上；族裔间的隔阂被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流所取代；身份动态建构中的“他者化”运作[9]鲜见对人物构成真正的困扰；少有乡愁，四处为家，几乎没有生存层面的犯难，亦不存在“归”与“不归”的问题；不同文化间的张力，更多体现在人物能动的抉择当中，而非“他乡”“原乡”或几重身份的踟蹰里；不神化，也不祛魅，更无意以异域文化为参照审视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沉疴。总之，在陈谦这里，阅读者所能感受到的，是极其有限的分别心。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作者真正属意的？关于这一问题，早在《何以言爱》时期，陈谦即已给出答案，并在其后的绝大多数作品中，反复阐述、探讨、延伸、拓展这个对她来说最为重要的母题/主题素——自我。
陈谦一再强调自我之于其写作的重要性。她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复杂的生活轨迹，让她对个体声音的传达、个人经验的呈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她看来，我从哪里来？这个“哪里”指的是生物和文化的双重基因，人们只有扶牢这个浮标，才不致在各种文化合流而成的海面上沉默[10]。所谓自我，与身份认同问题里和他者博弈的自我并不相同。作者连同其笔下的人物，并未在“我是谁”的环节上过多纠缠，他们已然确认了什么对于自己具有关键的重要性，接下来所要探讨的，不仅是“我站在何处”，更是“我可以站在何处”，“我如何实现这种位移”，以及如何应对即将出现的跋涉的艰辛。
他者，不过是另外一个自我而已。因此，当其他作家致力于让笔下的文学世界沿着文化碰撞、历史回望、国族书写等多个维度延伸时，陈谦选择将庞杂的海外经验缩减为一则关于自我的隐喻，一个达成自我实现的乌托邦。无论是勤威投身于赴美的人生游戏别无选择、四面楚歌（《何以言爱》），还是丹桂悉心研习创伤心理学，为着冲出已经自尽的父亲仍不断出没的梦中黑巷（《下楼》），又或者可雯邀请义工“大狼”上门，叼走那本载满旧事面目漆黑的书，重整行囊（《谁是眉立》），他们于各自的梦境里执意寻求的，本质上都是自身的同构项。这些人将理想寄托于新的生活场域，同时也将新场域中的一切纳入自己的意识形态，并在其中证实自己所认同事物或原则的正确性与普遍性，使之成为自我构成的一部分。
陈谦小说中关于自我实现的探索和呈现，大致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个层面是自我拷问。这一点在“文革叙事”部分中得以充分表现。文革叙事是陈谦海外书写的醒目存在，“如果我们不能拥有托尔斯泰那样既能自由出入上层建筑核心、又能紧密贴近社会底层各界的大师，一部史诗性的‘文革’作品，确实难以期待。但自下而上，我们如果肯于自省，又足够诚实，亦有可为。”[11]
2008年，中篇小说《特蕾莎的流氓犯》问世，为陈谦赢得了多方赞誉。如创作谈中所言，关于文革，陈谦既没有选择肩负使命地重写历史，也无意于将文革作为人性的试验田展示其中的复杂幽深，而是依托海外新移民群体的生存语境，“自下而上”地将目光聚焦于“每一个人的文革”，通过反思与忏悔，探讨在动乱的时代里，时代巨大的悲剧是怎样通过个体一笔一划书写出来的。小说中，正因为拒绝将美国做为逃遁之所、将责任“转嫁”给时代，主人公们一念之下犯下的错误，才幻化成伏在道旁伺机偷袭的“怪兽”，天涯海角般地追赶，与此同时，他们也深深意识到，只有直面潜意识里想要回避、遗忘或者篡改、美化的罪责，才有可能在历史的碎片中重拾自我。这种自我拷问、自我实现层面的自觉，拓宽了作者文革叙事的空间和视野，使得我们在评述《特蕾莎的流氓犯》《下楼》等作品时，既可以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作者对于历史文化开拓和掘进的勇气和能力，也可以从写作意图和实际效果上分析小说如何建构起个体行为与时代悲剧之间的微妙关联，并对个体创伤的治疗加以观照。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最终并没有让反思的自觉止步于忏悔和疗救，她一方面努力发掘历史劫难在个体身上的转化和显形，探索人内心深处的晦暗如何与时代的灾难形成应和，另一方面也将反思不断引向深入，提醒人们继续追问：我们今天作出的忏悔，究竟是为了弥补过失，还是仅仅为了求得自身的安宁，毫无保留的坦诚的忏悔，以及科学理性的心理治疗，真的能够实现自我救赎吗？
第二个层面是自我发现。和黄伟林对谈时，陈谦表示，自我发现一直是她感兴趣的部分，每个人都有自己使命，需要去寻找和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寻找、自我完善、自我完成应当贯穿人生命的始终。
南雁可以算作是自我发现的一个典型。这位柔弱倔强的女子，让人联想起作者在散文《漂流中的归宿》里提到的晓鹿，那个执意要把“自己的位置”称为“归宿”而非通常意义上的“归属”的陪读太太[12]。《望断南飞雁》中一出场，南雁便消失了，卸下贤妻良母的形象，留下刚刚拿到终身教职的丈夫和两个幼儿，净身出户去到另外的城市“做一个新人”。南雁的诉求非常单纯，“在美国，你想是什么，你就可以是什么——只要你肯努力。”[13]在作者塑造的一众追梦者当中，南雁如同一个处于发端时期的感性的出口，其他人的隐忍、坚韧、负重前行，以及生命轨迹被执念涨破后的不计代价，都从南雁的消失处一股脑涌出，而后沿着各自的方向无限延长。忍受拔节的阵痛，为心底的种子寻找合适的气候和土壤，在与南雁相关联的湾流沿岸，除去前文提到的秦威、丹桂、可雯，以及远游寻求心灵安宁、打捞自我的历史创伤者，我们还会和依群（《覆水》）、胡力/逸林（《残雪》）、立蕙（《繁枝》）、莲露（《莲露》）等一一照面。陈谦擅长从相近的人群中，提炼出各异的遭遇、心事和表情，置入时代社会发展变迁的画框里，描绘出“平常人生在时代风云中的命运感”[14]。
如果说，在南雁这里，越界这一行为本身的重要性占有较大权重，那么到了《无穷镜》时，作者和人物对于国别的强调则明显减弱，自我发现与远渡重洋之间的关系也变得不再那么紧密了。这一时期，自我价值跃居成为人生命强度和韧性的主考官。纵然，康丰在闲谈时也曾表示，他在硅谷打拼多年，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双儿女、一辆越野车、一只德国大狼犬，但事实上，对于姗映和康丰这两位高科技精英而言，他乡不再是自我实现乌托邦的唯一载体，身边同行者负载着不同文化的生命理念——或者燃成平安喜气的一炷香，或者在万古长夜中活出烟花的效果，或者憧憬一份带有人间烟火气的平凡生活，又或者变成一枚收放自如的橡胶圈，一切量力而行——同“通过创业改变世界”的硅谷精神一道，在他们的人生道路抉择中，占据了同等重要的位置。较之于南雁的执拗热望，《无穷镜》中人物对于自我的寻求更加冷静、理性，需要应对的局面也更为复杂。他们既要奋战具体的人生难局（如事业上的飞腾挫败，家庭与事业间的取舍，技术理性对于人类生活的革新与挤压，现代生活的不确定性等等），又要在诸多向度中寻求理想的生命样态，实现自我价值，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要通过一轮又一轮追逐梦想的审慎选择，更新对自身局限性的认知，努力维持理智与情感的平衡，以接纳局限性终不可克服的现实。在这一过程当中，人的整体性不断被撕裂、缝合，现代人的精神建构也因此显得困难重重。
陈谦：《无穷镜》
玉叶自我发现的办法是移情。移情于自己接养的孟加拉小母虎，甚至为了维系这段十分虚弱的依附关系，不惜触犯律法，在暴风雪季携带来复枪从珍惜动物收容所中盗窃猛虎出逃。《虎妹孟加拉》，这则少女在猛虎身上自我赋形的故事，看似只能在美国的土壤里成型，却因携带了超越国界的人类困境书写质素而显得意味深长。在旁人眼中，玉叶的人生已几近完美，富二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优等生，有相当专业的业余爱好和对未来清晰的规划，但实际上，自幼出外求学的玉叶，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透风的空洞，里面盛满了对家庭、对社会的疏离和怨怼。玉叶渴望确证自我，渴望身边人、尤其是至亲之人的关注，渴望拥有巨大的力量，当简单的诉求一再丧失表达机会时，表达的欲望也就渐渐熄灭了。于是，猛兽成为家人，成为最可靠的交流对象、情感寄存处、以及心底想要成为的那个“我”的对应物。玉叶并非不清楚这其中的问题所在，否则她也不会在同虎妹的逃亡途中持枪自卫，但问题并未因此而得到解决，它始终悬置在那里，甚至愈演愈烈。小说最后，玉叶奋不顾身地返回林中寻找正处于饥饿状态的受伤的虎妹，这是故事的必然结局，也是作者有意留下的隐喻：几近崩溃的少女和走投无路的猛兽在那一刻彻底实现同构，共同宣告在与人性相对的兽性身上寻找安慰、向现代化城市中日渐孱弱的“自然”汲取精神力量的可叹与可悲。
《北京文学》2016年第11期：
《虎妹孟加拉》
可以看到，作者在塑造南雁、姗映、玉叶等形象时，一方面赋予他们以充分的独特性，使之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始终是“这一个”而非“某一个”，另一方面，这些人物所面临的际遇和抉择又带有相当的普遍性，与现代社会中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息息相通。从他们身上，我们既能看到人物，又能看到自己，既看到了个体，也看到了群体。这与托马斯·福斯特关于小说与个体及群体之关系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一致：小说的一项天赋就在于，“它是呈现个体存在的完美中介，反过来也是描绘群体经验的近乎完美的中介”[15]。特蕾莎和“流氓犯”之间的错识，聚集在珊映身上的关于生命价值和人类局限的整体性思考，以及少女玉叶退回到物种的基本属性寻求精神慰藉等等，都是个体与群体、特殊与普遍辩证关系的最好例证。
假设存在这样一个关于陈谦海外书写的等式，等式左边是作为能指的海外经验，等式右边是充当所指的“自我”。随着写作重心从左到右位移，随着写作者认知和创作的日渐成熟，新移民在新大陆落地生根的过程，具象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对本土经验的处理，而后又跨过窄门，收起枝枝蔓蔓，缩减为一场关于自我的讨论。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主体利用伴随越界而来的丰富视角和开阔视野，不断校正自身的位置，重新认识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使得作为写作观念和策略的异于常人的精简缩小，一路趋向于一个无限的大，挣脱既有路径向着更广阔的天地奔去。或许，陈谦的下一篇小说出来，主人公依旧身处美国，做着各式各样难以企及的梦，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梦想，距离传统意义上新移民文学乃至华文文学在流散状态下确证文化身份，处理历史记忆、国族记忆等旨归，已经相去甚远了。
简言之，陈谦在小说创作中所建构的自我，不是于漂泊孤独、碰撞交融中想象回望、寻求文化依附的自我，而是变他乡为故乡，在跨文化视阈里搁置新移民文学框架，在自我实现的基础上完成同现代社会人类普遍经验深刻勾连的自我。这样的自我，因对人类在外物日趋复杂的世界里的精神难局深具主体意识的仔细辨识和深度探索，既为具体的人的气息所牢牢包裹，又携带有作为一个物种被时代社会发展革新语境深刻烙印的普遍性的意义。这是陈谦的小说区别于一般海外华文写作的最重要特质——作者海外书写中那些并不契合新移民常态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她最为看重的主题表达，这也是陈谦作为一个日渐成熟的小说家经典意识的集中体现——其写作实践已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海外华文的通用标准，而向着世界文学、人类文学敞开。
这就又回到了文章前半部分所提出的问题。新移民文学经过三十年的沉淀、过滤、积累，发展到今天，多元化的格局正在形成。作家黄宗之曾在第二届“海外华文文学上海论坛”上针对新移民文学的走向提出疑问：“新移民写作已经走过了书写怀乡、漂泊、文化冲击的阶段，新时期的文学应该写什么，海外题材随着‘出国热’渐渐没有那么多新意的时候，还应该写什么？”这是在写作层面上，海外华人作家们急需应对的课题。与之相对应的，还有研究和批评层面的问题。随着新移民文学的日渐成熟，其内部构成的分化、分层、分野日趋多样，创作主体的社会阶层背景、历史经验、文化精神配备、移民动机、移居历程乃至在西方社会的境遇越来越深刻地介入到各自的文学表达当中，不同文本之间在写作视野、知识结构、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区分度也愈发明显，此时，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目光再来打量身处其中的作家作品，旧有的研究批评思路和体系，是否还能够对其作出更加有效的言说？
有评论家认为，新移民作家较之于先前的移民作家、其他华裔英文作家以及同时代的大陆作家，在创作中呈现出了新的特质[16]。类似评价，敏锐地指出了新移民文学，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新移民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意识到，这些关于“新”与“更”描述，是否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新移民文学作为“类”的整体性正在不断被稀释和冲破，针对这样一个群体的概括和综述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以陈谦为例，将陈谦的小说创作放置在新移民文学的框架中去考察，这本身是一种直观、便捷的操作，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揭示其创作的时代背景、类型特征与写作特质，但从动态的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始终囿于相应范畴，组团评述，分贴标签，并将这样的思路一直沿用下去，即便是有了新的发现，也容易归位到“对新移民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叙事范畴有所拓展”的路子上去，难保不会对写作者在“自我实现”道路上的努力和成效造成遮蔽。
陈谦的“故事”提示我们，新移民作家对于前代移民作家的审美特质有所承接，与华裔英文作家共享相近的生命体验，与中国本土同时代作家在精神成长过程中具有明确的同源性。对于新移民文学，我们一方面可以继续持有“类”的期许，努力维护其“海外性”，如期待新移民文学通过展现多元文化撞击下中国与世界的对话方式，重构世界文学版图中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也是时候将目光从群体移回到个体身上，跳出新移民文学的惯用思路，在“一般文学”的层面上重新挖掘研究对象从属于文学本身的特质了。当相对封闭的意义理解和整一的推定被打破，对象被当做自有其生长土壤和存续逻辑的“活体”来理解并展开对话时，与之相对应的文学生态才有机会焕发出别样的生机。
[1] 参见李洪华、徐丽萍、皮雅君：《首届中国“新移民文学”研讨会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7期
[2] 参见洪治纲：《中国当代文学视域中的新移民文学》，《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3] 周渊：《海外华人作家：彼岸的文学追问》，《文汇报》，2017年01月22日
[4] 参见陈瑞琳：《横看成岭侧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学散论》，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6月，第117页；黄伟林、陈谦：《“在小说中重构我的故乡”——海外华人作家陈谦访谈录之一》，《东方丛刊》，2010年第2期
[5] 陈谦：《珍藏的乡愁》，《美国两面派》，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92页
[6] 黄万华：《“在旅行中”“拒绝旅行”——华人新生代作家和新华侨华人作家的初步比较》，《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
[7] 陈谦：《美国两面派》前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
[8] 张滢莹、袁欢：《以多元文化视角拓展写作疆域——2017年海外华文文学上海论坛举行》，《文学报》，2017年11月03日
[9] 钱超英在考察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即1989年前后以大陆背景去国的留学生移民中产生的文学)时指出, 这个群体在其身份的动态建构中至少涉及三种对象的“他者化”运作：对中国、对其他华人移民、对西方社会。对作为其出走来源的中国大陆, 他们中的不少人往往以“西方主义”的理想者和某种制度界限的反叛者出现;对于抵达地寄居国地其他来源的华人移民, 他们则倾向于表现自己是华人移民中的现代人;对身处其中的西方社会, 他们又趋向于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这些身份向度交织成了纠缠不休的身份冲突。钱超英：《流散文学与身份研究——兼论海外华人华文文学阐释空间的拓展》，《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
[10] 参见陈谦：《繁枝》，《人民文学》，2012年第10期
[11] 陈谦：《另一种文革的故事》，《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8年第5期
[12] 陈谦：《漂流中的归宿》，《美国两面派》，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36页
[13] 陈谦：《望断南飞雁》，《人民文学》2009年第12期
[14] 陈谦：《多余的话——中篇小说集<覆水>后记》，《美国两面派》，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114页
[15] 托马斯•福斯特著、梁笑译：《如何阅读一本小说》，南海出版公司，第252页
[16] 旅美评论家陈瑞琳认为，新移民文学的新包括多个层面的内涵：“‘新’在文化移植的发现开拓，‘新’在精神迷失后的独立寻找，‘新’在对母文化的审视和超越，‘新’在对历史时空的重新再现（陈瑞琳：《“迷失”与“突围”——论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文化“移植”》，《华文文学》，2006年第5期）。世界华文文学名誉副会长陈公仲表示，新移民作家与同时代的大陆作家相比，“创作基调积极乐观，表现了更多的奋斗精神与理性思考”，“在某种程度上，视野更为高远，思考更为深沉”，“已远远超越了当年的‘伤痕文学’”；与前辈移民作家相比，“更多关注生活本身的品质”，作品中更多“洋溢着知性和理趣”，风格更“自由而感性”（参见李洪华、徐丽萍、皮雅君：《首届中国“新移民文学”研讨会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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