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刊 |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23辑）》
内容简介
道德法则究竟是为冲突筑高地，还是为善治求良方，是值得审问、慎思的理论问题，更是需要明辨、笃行的实践课题。如今，恰逢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变迁与技术变革引发了一系列秩序反思与道德重建的大讨论。本辑《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的主题是“道德心理学”，旨在研究和揭示规范冲突、社会善治的道德心理基础，包括“道德与秩序反思”“道德与个人成长”“道德与文化建设”“道德与共同体建设”“道德心理思想史”五个栏目。本辑希望在社会变迁与技术变革的大背景下，从冲突、善治角度探讨社会秩序与重建的发生机制与可能路径。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23辑）
杨宜音 主编;
吴胜涛 特约主编
ISBN：978-7-5228-0212-1
2022年12月出版
作者简介
杨宜音，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2010~2014年）。从2016年起任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心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心理学，包括人际关系、群己关系与群际关系、社会心态、价值观及其变迁等。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30余篇。代表作有：《自己人：一项有关中国人关系分类的个案研究》［（台北）《本土心理学研究》2001年总第13期］、《个人与宏观社会的心理联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关系化还是类别化：中国人“我们”概念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探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主编Social Ment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Singapore: Springer Singapore,2019）。
吴胜涛，博士，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博士。研究兴趣包括社会文化变迁与心理适应，正义与社会规范，大数据分析等。国际跨文化心理学会、国际正义研究学会、亚洲社会心理学会会员，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文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网络与大数据专业委员会理事。在Journal of Personali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Social Justice Research、《科学通报》、《中国科学院院刊》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心理学学科发展报告》（2016-2017）道德心理学部分执笔人。
目录/contents
从冲突到善治：社会转型时期的秩序反思与道德重建（代卷首语）
吴胜涛 胡传鹏 刘冠民
道德与秩序反思
道德滑坡了吗？美式英语语言中的社会道德时间变化
喻丰 许丽颖 丁晓军 钱小军
不道德行为惩罚的公平感研究：“富人严惩效应”
杨金花 李芳芳 金盛华
努力的意义：基于中国学生成长思维与成就动机的阶层分析
茅云云 周婵 吴胜涛
道德与个人成长
善良人格影响善行表达的边界条件：基于控制与直觉加工的视角
张和云 许燕 赵欢欢
大学生道德能力KMDD培育模式的中国化实践
张静 宋小洪
小学儿童宽容品质的概念内涵与量表编制
张春妹 张安琪 彭显华 朱小玲
道德与文化建设
三达德：中庸的德性意涵及其测量
刘亚楠 张迅 刘亚蕊 朱澄铨 苏芮莹
活力美德：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理论建构与量表编制
闫伟 张鹏 蒋忠鑫 刘冠民 彭凯平
工匠精神的量表开发与意涵探析
赵德雷 王乐晶
道德与共同体建设
社会猜疑对多重身份融合的影响
高承海 马骁
使用人工智能提升人类认同
王从余 翟崑 彭凯平
归属需要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人际信任和公我意识的链式中介作用
郭嫄
道德心理思想史
寻道而行向德而生：纪念道德能力发展领域的先驱格奥尔格·林德先生
康蕾 杨韶刚
Table of Contents & Abstracts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投稿须知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社会变迁视角下困境儿童的积极心理》征稿启事
内容摘要
道德反思与重建的新探索
（一）道德与秩序反思
在本辑中，喻丰等也注意到，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人们对道德规范（尤其是美德）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但并非简单的滑坡或爬坡。该研究团队通过分析谷歌图书美国语料库的相关数据发现，道德语词的词频自1960年至2000年间并未出现显著的减少，并且对于个体化道德的关注（如伤害/关怀）还呈现显著的增加趋势。通过五个研究，他们发现与集体化道德相比，人们对个体化道德的关注逐渐增加，这种情况尤其表现在正面积极道德语词中；当只考虑美德时，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即个体化道德词频增加而集体化道德词频减少，但美德语词的总体词频并未显著减少。
就群际关系而言，本辑作者杨金花、李芳芳、金盛华（2022）深入分析了互联网时代的仇富心理。他们从贫富群体不道德行为入手，探讨人们在不道德行为惩罚后所体验到的公平感，以及公平信念的调节作用，发现不道德者的贫富身份对不道德行为惩罚的公平感具有调节作用，当对富人不道德行为的惩罚更严时，人们感知到的公平感更强，即不道德行为惩罚存在“富人严惩效应”。这些发现对弱化贫富身份、促进和谐群际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
在教育领域，以往多数关于阶级差异的研究都聚焦于学业和成就的客观结果上，主观思维过程是一个尚未被充分探索的黑盒子。本辑作者茅云云、周婵、吴胜涛（2022）从成长思维角度探讨了弥合阶层鸿沟的心理学路径，认为努力奋斗不仅是个体的道德义务，更是低阶层改变命运的道德动力。他们分析了中国大、中学生成长思维——相信人的能力可以后天改变，而非先天固定不变的思维模式——的阶层差异，及其与成就动机的关系，发现低阶层学生的成长思维与高阶层学生相当，且成长思维显著正向预测努力信念、掌握目标等成就动机指标，尤其低阶层学生成长思维对其成就动机的预测效应更大。因此，教育研究者和社会政策制定者要重视提升学生的成长思维和成就动机，并以此来缓解阶层不平等的问题，促进阶层流动和社会良性发展。
（二）道德与个人修养道德
不仅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对个体构成社会约束，或者个体以此作为评价他人的标准，也是个体提升自身修养的善恶准绳和人生目标。在本辑中，张和云等对“好人”这一善良人格倾向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探讨了善良人格影响善行表达的边界条件。该研究基于善行表达的双加工系统模型发现，时间压力显著调节善良人格与善行表达的关系，即在高时间压力下，善良人格显著正向预测善行表达，高善良倾向者善行表达优于低善良倾向者；在低时间压力下，高、低善良倾向者的善行表达无显著差异；同时，自我控制资源耗损在善良人格与善行表达之间起调节作用。在高自我耗损条件下，善良人格可以正向预测善行表达，高善良倾向者的善行表达更高；在低自我耗损条件下，善良人格对善行表达的预测效应不显著。可见，具有善良人格的“好人”是善行表达的重要前提，尤其在高时间压力和高资源损耗的直觉加工条件下更是如此。
那么，一个人的道德是否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提高呢？这是争论已久，且关系到教育意义的重要问题。在本辑中，张静、宋小洪（2022）运用乔治·林德的“康斯坦茨道德困境讨论法”（KMDD）进行了9次干预实验，发现KMDD能显著提高大学生被试的道德能力，且作为干预工具的道德两难故事的有效选取对于提高被试道德能力具有重要影响。本辑作者张春妹等（2022）对小学生的宽容品质及其相关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以宽容事件和行为内容分析为基础，编制了小学生宽容品质量表，揭示了小学生宽容品质，包括体谅他人、敌意预期、冒犯容忍与行为回击四个维度。效标关联效度分析显示，宽容品质与共情有中度相关，与Hearland宽恕量表具有较高正相关。
（三）道德与文化建设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道德不仅仅关系到个人修养，更关系到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在本辑中，中国学者从中庸、活力美德、工匠精神等方面探讨了道德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表现和推动作用。张迅等（见本辑）通过对《中庸》的分析，发现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强调仁、智、勇三者兼备的中庸境域。他们编制了三达德量表，因子结构良好，且三达德与中庸信念/价值观、中庸意见表达等效标存在强正相关。同时，三达德量表可以显著预测心理健康及道德良善。
本辑作者赵德雷、王乐晶（2022）提出，工匠精神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秉持的工作理念和价值，以及对所从事行业的敬畏与执着的职业态度。他们根据文献分析、深入访谈及开放式问卷调查，发现工匠精神包含精业、勤业、创业、乐业4个维度。工匠精神有利于缓解速度与质量间的矛盾，减小分工与合作间的张力，引导人们重视声誉、追求个人和集体的长远发展。
尽管中国文化以中庸、勤勉著称，但也不乏激情活力。本辑作者闫伟等（2022）通过质性访谈和大样本调查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下活力的理论结构，并编制了中国人活力量表。结果发现，中国人活力包含能量、坚韧、平和、敏锐四个因素，且中国人四因素活力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即活力总分及其各因素与勇气、心理健康相关的变量均呈显著相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对活力的认知是“动”的成分（能量、敏锐）和“静”的成分（坚韧、平和）的对立统一，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阴阳结合、动静相宜的辩证思维传统。该研究对于整合不同文化的个性、共性以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启发。
（四）道德与共同体建设
尽管道德常常使人盲目甚至带来社会冲突，但更应成为社会团结的力量，后者的实现需要克服内群体的局限性，构建人类共同的身份认同和道德认同。本辑作者高承海、马骁（2022）基于多重群体身份构成的复杂社会，探讨与分析了社会猜疑对多重群体身份融合的影响及其调节作用。他们发现，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但只有社会猜疑水平较低时，被试的族群认同对国家认同的预测效应才达到显著水平。可见，较低的社会猜疑有利于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和谐共生，这为解决大型社会的身份复杂性问题、促进多重群体身份融合具有启发意义。
本辑作者王从余、翟崑、彭凯平（2022）注意到，人工智能正成为人类共同的外群体对象，人工智能深度经验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构建。他们发现，人工智能深度经验与人类认同倾向、国际捐赠意愿显著正相关，且发展预期在其中起显著调节作用，即当发展预期较乐观时，深度经验正向预测人类认同倾向、国际捐赠意愿；当发展预期较悲观时，上述预测效应不再显著。此外，亲社会行为是共同体维系和发展的粘合剂。本辑作者郭嫄从归属需要角度探讨了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养成机制，发现归属需要对亲社会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且人际信任-公我意识在归属需要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历史与未来
道德究竟是什么，最终是为了什么？这些元问题是道德心理学的根本性问题，也是社会转型和冲突频发时代的道德规范与社会建设的方向。社会直觉模型认为，人们的道德判断来自快速的、情绪化的直觉反应，而理性思考则更多的是事后的合理化过程（Haidt & Graham，2007）。尽管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道德判断和决策同时涉及快速的、直觉的、情绪驱动的加工以及缓慢的、受控的、理性驱动的加工（Paxton，Ungar，& Greene，2012），但总体而言情绪在道德判断与决策中起关键作用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Cameron，Lindquist，& Gray，2015）。
由于情绪在道德判断、决策中的关键作用，针对特定道德情绪的训练就成为弥合道德分歧和社会分裂的有效途径之一。例如，基于群体的感恩（group-based gratitude）就是这样一种关键情绪，它指的是对内外群体间积极的依存关系或对外群体帮助内群体达成目标的感恩。正如感恩在个人层面促进互惠关系的建立（Algoe，Haidt，& Gable，2008；Liu et al.，2018），基于群体的感恩也能在群体间促进互惠关系的建立，研究表明，强调外群体对内群体的贡献能够诱发基于群体的感恩，后者进一步降低被试对外群体的偏见，并增强被试对外群体的热情知觉和互惠意图（Rambaud et al.，2021）。
如果说道德是一种理性能力，那么它就是可以通过思考、推理、训练而加以提升的。已故著名道德心理学家、道德能力发展领域的先驱格奥尔格·林德（Georg Lind，1947～2021），将道德能力定义为：根据内在道德原则，通过思考和讨论而不是暴力与欺骗，来解决问题和冲突的能力（The ability to resolve problems and conflicts on the basis of inner moral principles through deliberation and discussion instead of violence and deceit）。林德教授和他的同事开发了道德能力测验，证明道德能力是广泛多变的，它主要依赖于个体是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等等。与此同时，个体的道德能力会由于教育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不同程度的提升或退行，即我们日常所谓的“爬坡”或“滑坡”。在本辑中林德先生的学生康蕾、杨韶刚（2022）对林德的道德心理学思想进行了介绍，详见正文。
总之，在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道德心理学者应从冲突角度反思新、旧道德规范转型与整合过程中的社会问题，并从个人修养、共同体建设等方面重拾道德在情感凝聚与理性发展上的初心，推动道德心理学从冲突向善治的转向，为社会心理建设贡献应有的学科力量。
吴胜涛 胡传鹏 刘冠民
（节选自《从冲突到善治：社会转型时期的秩序反思与道德重建（代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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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lzh
编辑：lzh
审校：myx
封面：photo by sam williams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