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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的黑帮经济学之宗族双刃剑

宋建芬律师 法之剑 2021-06-17

水浒的黑帮经济学之江州故事(二)

整个宋代,权力一直在趋向集中,宋徽宗更是喜欢经常性的通过敕令来介入并干预司法审判。宋朝的法典对于控制官员十分周详,与之相对,出于成本制约,行政管理就要求地方平民中的某些成员承担社会管理职能。


      那么这些“成员”又从何而来呢?


     来之不易。条件比较严苛。


    首先,他们要有一定社会责任感,或有动力打击犯罪或者至少告发、揭露犯罪信息;其次,他们有能力掌握当地准确信息,熟悉事态发展;再次,他们有能力组织和动员当地平民进行简单的武装、训练和行动;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他们的思想要比较先进,和朝廷在价值观上基本一致——对于武装的警惕贯穿整个宋代。


    这种人才放到地方,百里挑一也不为过。朝廷们用了一个非常机智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选拔——从北宋近1000年前用到北宋近1000年后的前现代——用“拥有土地的人”。


     这种人,后来一般称为“地主”。由于第一桶金和主营业务的构成不同,他们中有些会被叫做乡绅、商贾甚至资本主义萌芽等等,但是他们一定会保留一大部分地租收入。就好比李嘉诚卖着卖着塑料花总得去做房地产一样。


      和其他平民相比,他们最大特点是有钱。唯有有钱才能承担成本,所以他们会成为地方维持治安的平民里的领导——一般会叫耆老、耆长等等。


    既然有了领导,哪自然要有个组织给领导来领导,否则领导变了单身狗。在地方上,这个组织的核心通常会由血缘、亲缘构成。在政府的隐形授权下,这种组织逐渐具备行政、税收、执法、自卫的功能,当相同血缘、亲缘的人口基数达到一定程度,动员能力强大到一定程度,宗族管理会代替朝廷实际管理了地方事务。


       和我们常以为的相反,古代中央集权制的朝廷们事实上从未能很好的控制过基层。我们过高的估计了古代王朝政府对基层控制的严密性,在古代中国,尤其是乡村,只要缴纳赋税、安分守纪,平民们就可以依自己的逻辑行事。除了少数人,大多数人对匹夫有责并不了解,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财产能不能得到保护,他们更重视的是亲戚、邻里的亲密关系,他们害怕当地豪族甚于遥远的政府。


         而这些“宗族”有为什么愿意投入成本参与地方的管理呢?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不会有无缘无故的责任义务。宗族的背后,其实潜藏着的还是经济的问题。


     先说族产。


   俗语有云,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了。随着一代代的传承,家族间的血缘关系纽带必定越来越淡,家庭继承的财产越来越分散,离心力大了,家族对于财产的动员能力越来越差,家族的经济地位越来越低。宗族中管理学家们意识到问题,创造了族产制度。影响最大的第一个成文族产制度就是范仲淹的《义庄规矩》——出场即巅峰,不愧是范文正公。


    族产来源于族中富人的捐赠,主要为田地、房屋等不动产。族产由专人管理,孳息也为族产,一般用于宗族祭祀、宗族教育、救济贫困成员等一切有助于增加宗族向心力的活动。可以预计的是,宗族延续的时间越长,族产越丰厚;族产越丰厚,宗族动员能力越强;宗族动员能力越强,宗族越有向心力;宗族越有向心力,宗族成员越愿意捐献族产,于是族产越丰厚。


当某些宗族强大到一定地步,他们就实际控制了地方的生活——地方的稳定与否反过来也决定宗族能否持续强大。这些宗族的影响力主要基于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族产。他们可以把土地的产出用于支持本地的民生事业,从而扮演着地方领袖的角色。例如,搞基建、搞慈善、甚至组织地方防卫组织——北宋政府最警惕却也成本最高难以承担的。


     更无奈的是,在前现代时期,社会防卫的第一道防线是人民自己。朝廷的反应迟缓与王师们频频在地方土匪良民一起扫的劣迹,让平民们基本对朝廷不抱希望,更愿意相信血缘和亲缘,从而供养或加入这种地方防卫组织。



   在水浒中,这种宗族组织的地方组织不少:史进在史家村梆子一响就能庄前庄后聚起三四百人(史太公打下这么好基础怎么就被史进败呢?);孔家庄、穆家庄、毛家庄都有二三十人如臂使指;郓城县东溪村保正晁盖根本就是祖居本县本乡富户;雷横、朱仝一个杀牛放赌,一个本处富户,各自手下的二十枪手二十士兵、二十弓马手二十士兵的工资其实都是本地富户设立的“基金”发放。所以你也不要好奇为什么水浒里的戴宗、宋江们都不像官,因为能伤害他们的人太多,除了像前文《水浒的黑帮经济学之江州故事》中用江湖的规则待人接物,他们还要用宗族的规则周旋于地方——因为他们几乎没机会升“官”,一般在地方做一辈子。


       当宗族常规性的具有较大动员能力的武装组织之后,下一步自然就是会将宗族管理前置或部分替代基层政权的社会管理——影视剧中津津乐道的沉塘浸猪笼一般就发生在这个阶段。


        到了这个阶段,宗族已经成为地方管理的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由于掌握的资源巨大,宗族管理趋于森严。族产逐渐神圣不可侵犯,转变为家族象征,同时还会出现两个象征物————祠堂和族老。一个老头为什么在宗族内说一不二,在一个阴森森的大房子里就可以决定一对对男女的生死,而离开了宗族就是一滩烂泥,就好像甜蜜蜜里在香港呼风唤雨的曾志伟在美国被十几岁的黑人小孩抢走了钱,也抢走了命?这就是组织的力量,象征物的力量只能存在于组织控制的边界之内。


森严的宗族内部管理部分取代了基层政权管理、宗族内部暴力取代了执法管理。当宗族内部管理人员价值观和北宋朝廷保持一致时,当然会倡导公序良俗、耕读传家,减少基层政权管理工作量;反之,则会成为当地最盘根缠节的黑恶势力。小则如孔明孔亮横行乡里;中则如穆家兄弟对揭阳镇控制得针插不入,刑警队也得在家协助他私设公堂;大则如祝家庄三庄联盟,全无官府踪影;至于曾头市曾家父子那种取得上级政府授权的,雄霸一方,扶植的走私、抢劫代理人也在江湖上声名远播,专职黑吃黑,堪称巅峰,出了事上级政府还得派兵马来救。


      那么,如何引导宗族管理走向“良”的一面,避免“劣”的走向,是反黑除恶必备的社会工程。


         我们下回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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