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依赖的东西将决定你的领地在何方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五卷，为免费内容。

《栖居于大地之上》记录了法国哲学大师布鲁诺·拉图尔生前的最后一次访谈。通过与记者尼古拉·张的对谈，拉图尔回顾和反思了其长达 50 年的思想历程。在书中，拉图尔从改变世界谈到现代性的终结，从“盖娅入侵”谈到“着陆何处”，从何为哲学谈到给未来一代的寄语，他对“栖居于大地之上”的呼吁亦始终贯穿其中。这部生态哲学的启蒙之作，将拉图尔精彩纷呈的哲学生涯串联成线，带领我们认识拉图尔，同时走进生态哲学，开启生态哲学的全新可能。

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授权，我们摘选了本书第四和第五章，分享给读者。

着陆何处？

张：了解如何描述自己，特别是如何回答“我靠什么，依靠谁而活着？”，根据您的说法，对于“着陆何处？”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还要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这种做法如何让我们在今天的政治中找到方向？

拉图尔：二十世纪主要的政治现象再次出现：整个文明在面对自己完全了然于胸的威胁时，为何没有做出反应？

问题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一直迷失方向，甚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没有采取行动。你可以说这是因为游说，也可以说有太多的事情在阻碍着我们，这也没错。但我们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以至于我们必须寻找其他原因来搪塞。

我建议提出如下问题：“你如何期望人们能对宇宙学如此彻底的转变迅速做出反应？”而我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返璞归真。我所说的返璞归真是指在一张纸上写下你所处的局势。这就引出了领地（territoire）问题。这个概念看似简单或肤浅，但其实与通常所说略有不同：领地不是地理坐标意义上的所处位置，而是你所依赖的东西——因为依赖已成为根本问题。以前的世界是以解放问题为基础的。在你现在所处的这个新世界里，根本问题在于你的依赖性，你的依赖性决定了你是谁。这与之前的版本完全不同：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你们在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如果想有办法了解它，就需要一种描述它的方式。不是像外面的人告诉你身处另一个世界那样客观地描述它，而是自己去描述它。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我对描述很着迷。描述也就是坐下来，安顿下来，有一个基础。对于哲学和本体论的基本问题，我一直在寻找一种可以称为实用的、经验主义的解决方案。我找到的解决办法是：“列出你究竟在依赖什么。你依赖什么东西，你就是什么东西。”或者说：“你所依赖的东西将决定你的领地在何方。”这就是我的目标。

从政治角度看，这为什么很有趣？因为目前的情况是，我们的政治观点与前一个世界相关联。因此，我们必须改写观点并说：“对不起，我们对你的政治观点不感兴趣。”这就是我提出的建议的简单表达方式。

张：我有幸参加了你们“着陆何处？”运动举办的几次研讨会。你们在上维埃纳省的圣于连市、里斯-奥朗吉斯市和塞夫朗市举办的这些自我陈情研讨会上，要求与会者说出他们赖以生存并受到威胁的实体。您还称之为“鞋里的小石子”。

拉图尔：这是一种表达反对意见的方式。当人们被要求谈论政治时，他们总是认为自己必须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普遍水准。他们的立场接近卢梭，即放弃自己的观点，加入公意（la volonté général）。卢梭认为，切断自身的一切联系以参与公意，正是政治表达的定义。

张：“让我们把事实讲清楚。”

拉图尔：让我们放下陈见，防止任何对意见表达的影响，最终获得公意。这从来就没有任何意义，在当前局势下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回到基点……我们的基点就是脚！我们的脚下有石头，踩在上面很疼。杜威有句话说得很好：“只有穿过鞋子的人，才知道鞋子中哪里让我们感到疼。”谈论“痛处”能让我们避免过快地陷入泛泛而谈。

我仍然喜欢集体的概念。集体是必须“聚集”的东西。如果聚集得不好，我们就无法表达任何东西。因此，这不是一个用社交网络和流传的东西取代你自己的意见的问题；那样的话，人们就无法了解自己的立场。在这些研讨会上，我们只是从伤害出发，而不是从一般问题出发。例如，我们的一位农民朋友以他所加入的农民联盟（FNSEA）的形式开始了他的描述，即以农会成员的身份，通过攻击农业机械来捍卫自己的立场。这时候，你就必须站出来说：“不，不是这样的。请列出你所依赖的所有人的名单。”你无法独自描述事情，你需要向人们施加强大的压力，逼迫他们去做。

回到他的描述，我们的朋友意识到他所依赖的很多东西都受到了威胁，尤其是在利穆赞地区。他所依赖的欧盟农业政策法案（PAC）正在布鲁塞尔的某个地方被改写。他依赖供应商，他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不依赖这些供应商卖给他的东西。但怎么做呢？他开始列出自己依赖的所有东西的清单……他需要帮助。因为他看到了其他人的反应，他设法重新考虑自己的处境，“事实上，我可以生活在与我现在所处环境完全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我前面所定义的“领地”。一年后，这位农民开始了一场类似革命的蜕变，尽管他仍然是农民联盟的成员，但他已经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农场。

这不是一个用社交网络和流传的东西取代你自己的意见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呢？通过描述，我们可以将情况形象化，然后再进行安排。这就是我对“着陆何处？”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原因。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核心样本，一个很小的例子，但我们就是在这个细微处上进行基础研究的。我一直在重复自己的话，但有必要再次指出，我的研究模式是“陈情表”：在一个特定的领地上，对不公正情况的描述揭示了向机构、国家或当时的国王陈情的可能性，以及对其管理提出影响深远的变革建议的可能性。倘若你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领地上，那么，你向政府提出的要求可能毫无意义。但是，既然领地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政府现在必须认识到，我们自战后以来为使法国现代化而建立的行政体系也不再合适。

根本没有生态国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生态模式，它既能带来富足、自由，又能保持解放，同时还能适应封闭的环境，即宜居的环境。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德国，没有人对此有任何观念。然而，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尝试和摸索这一模式。我想表达的观点是，我们必须像大革命时期那样，从单打独斗开始，“着陆何处？”让我能够在我们采集的极小核心样本中验证这一点。然而，这在今天要困难得多，因为对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的描述已因三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史，尤其是全球化而变得无限复杂。虽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当你生活在利穆赞、布列塔尼或其他任何地方时，你所依赖的世界与你相距甚远。例如，布列塔尼的猪需要来自巴西的大豆。如果我在布列塔尼，当我关注布列塔尼人民的时候，我不能说这是巴西的事情，从而忽视我所依赖的这个世界。如果我承认，我必须理解并调和这两者，那么政治任务就变得完全不同了。当你描述你所依赖的事物时，所出现的问题对政治问题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制约。

这就是我所说的阶级是如何出现的，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阶级，而是地缘社会阶级（classes géo-sociales）。例如，当你允许巴西大豆问题在布列塔尼内部爆发时。如果你想了解布列塔尼的宜居性问题，你就必须先了解巴西的大豆问题。对于那些最终会问自己“我在那里能做些什么？”的人来说，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会感到很沮丧。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也可能感到沮丧，但他们的身体状况却不尽相同，因为这种描述所产生的意识也重新创造了行动的能力。这就是我们在“着陆何处？”运动中特别感兴趣的点：能够对自己说，我们可以着陆；能够对自己说，如果我能够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做事，那么我仍然有行动能力，因为小范围指的就是世界的合成。

当我们重新开始描述工作时，我们就避免了所有政治讨论的过错，或者至少避免了灾难。我们必须系统地立足于更高的层次，然后走向另一个普遍性制度。政治不是要改变普遍性的层次，而是要顺着我们的依赖和隶属关系网络走得越远越好。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治疗，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能恢复人们的政治能力。显然，这只是很小范围的层面，但大局无小事。新冠疫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例，那就是这种微小的、不断扩散的新冠病毒在短短三周内就占领了整个地球。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如何从小的多方面联系组成大的格局。

新生态阶级

张：您曾说，为了对抗地球毁灭，需要出现具有共同利益的新的地缘社会阶级。您对您提出这个生态阶级感到自豪，并认为可以通过与之前不曾打过交道的人们、团体和实体结盟，来一起斗争。

拉图尔：是的，这是一个比其他问题更加具有创造性和思辨性的问题。这个生态阶级到底存不存在？我又一次履行了我作为哲学家的职责，那就是预测和命名我们所感受到的东西。目前，我们感觉到生态问题变得与过去的政治问题一样重要，这些关于生态问题的争论十分合理，也很有趣。但是，它们之间的归属关系和直接关联已经迥然不同。这就是我所说的新阶级的到来。这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启发下的社会阶级，而是伟大的文明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所说的文化阶级（classes de culture）。

总有一天，生态问题将成为中心问题，而正是在这种文化中，朋友与敌人之间的联系和分界线将被确定下来。目前，情况还很复杂，因为我们的认知并不清楚。在每个问题上，都存在争议，比如风力涡轮机。没有一个环境问题不存在争议。因此，我们必须建立斗争阵线——我们又回到了阶级的旧定义。但这一次，斗争阵线将不仅仅关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问题以及生产产品的分配问题（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概括），而且还将涉及宜居性问题。这些绝对是我们以前从未考虑过的新的、困难的政治问题。我们的前辈不会像我们那样，在做每一个决定时都要问自己，我们是否还应该考虑大气层的温度。当然，他们会关注干旱、森林消失和其他问题，但不会关注大气层。他们不会考虑到这一点。现在，我们必须在决策的细节中考虑到这一点。

拉图尔

我们必须牢记，这些我称之为地缘社会的范畴仍在形成之中。很明显，生态问题正在成为最核心的问题。但有人否认这一点，也有人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也正是在这些与之相关的方式中，我们看到今天还未出现十分明确的表述：“是的，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新阶级。”

我想以埃利亚斯为例。这不一定是正确的，但它允许我构建一组夸张的平行关系——之所以很夸张，是因为我提出的事物发展并使其被理解的方式。埃利亚斯的伟大主题是重新理解（反思）资产阶级模式的文明进程，而不再是贵族模式的文明进程，他探讨资产阶级是如何通过使用一系列模型来掌握权力并发明自由主义来反对贵族及其价值观的。因此，套用埃利亚斯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就像资产阶级嘲笑贵族阶级的局限性一样……”，并提出如下假设，尽管这仍然是一个关于未来的假设，“……同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生态阶级会对资产阶级提出类似的责难：在资产阶级崛起之时，你们也有和贵族阶级一样的政治局限性，你们的行动观也有和贵族阶级一样的局限性”。

我承认这是一个巨大问题！不过，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埃利亚斯的一个高屋建瓴的表述。他解释说，资产阶级在崛起之初比贵族“更理性”，因为资产阶级的想象和见识比贵族的行动视野要广阔得多，尤其是在发明、生产和迅速发展生产力方面。通过普鲁斯特使用的一系列说法，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我觉得埃利亚斯关于更理性的资产阶级的表述非常有趣。因为在我的幻想中，我声称生态阶级必须说：“我们比你们自由资产阶级更理性，因为在整个二十世纪，你们都无法理解生产所处的基本状况是地球的宜居条件，而你们却把它搞得一团糟。你们是非理性的。”你怎么能想象，一个阶级无视生态问题、温度问题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还能谈论理性？当然，生产是非常重要的。生产的分配问题也很重要。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蕴含于其中，蕴含在让生产成为可能的因素中，蕴含在我们认为应优先考虑的因素中。这就是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让生态学家感到自豪的地方。自豪感很重要。

我们，生态阶层，自豪地说：“我们代表着新理性和新文明的进程，代表着文明进程的进步，因为我们考虑的是地球宜居条件这一基本问题。”这是对行动观的重新定义，是对时间观的投射。这正是当前政治所不具备的视野，也是政治制造了各种灾难的原因。资产阶级自由派大谈经济复苏，但他们的心思并不在这上面，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他们已经放弃了计划。但是，一个阶级有一个视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阶级首先需要一个计划。今天，仍然没有一个阶级会说：“我们正在接管一切，我们就是新时间观。”

这种视野不应被理解为进步观。这很复杂：它不是进步，但仍然是繁荣。繁荣和进步不是一回事。这不是通过忽视生存条件和抛弃过去来重演旧的解放，而是认识到“我发现我依赖于所有这些生命，无论是蜜蜂还是燕子……而依赖是件好事”，在这一事实中找到另一种解放的可能。因此，这也提出了一个政治哲学概念：自主（autonomie）观念。什么是自主？之前的解释非常糟糕。在某种程度上，你必须生成为“多样自主”（hétéronome）！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急于求成，因为我们必须重塑自我。正是因为我们正在改变我们的宇宙观，所以问题才会如此复杂。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力量，让我们可以说：“你们总是说不需要更多的创造，不需要更多的乌托邦，不需要更宏大的历史意义……”

张：不需要宏大叙事。

还能谈论理性？

拉图尔：对。“……但我们有一个更宏大的另类叙事。”这就是社会主义所做的事情：一百五十年来，它创造了关于历史、进化的另类叙事……我们没有意识到经济科学家所做的众多的知识和文化工作，首先是由自由主义者完成的，然后是由社会主义者完成的。生态学家也有同样的工作要做，那就是重新定义什么是历史、什么是科学——这一点非常重要——并重新定义时间跨度，而这并不一定是进步、发展或外星时间跨度。我们今天需要定义的是一种政治，在这种政治中，阶级斗争的定义是由我们以与如下问题相关的方式给出的：你们是否在维护你们所精确描述的地球的宜居条件？在这个条件下，你们现在可以辨别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因此，那些将自己与宜居性这一根本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人就是阶级兄弟，就是斗争中的兄弟。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传统政治，每个人都在争论一切。但这很正常，至少我们知道该争论什么。在当前的政治灾难中，我们不知道该争论什么。你不得不承认这有点乱。我们有什么样的视野？我已经七十五岁了，我记得在密特朗总统之前，只要看看政党、纲领和口号，你就能找到政治的方向，你可以找到每个政党的利益所在，并知道该投谁的票。当时有一种可能的一致性：“我属于我的阶级，我有我的利益，我有代表这些利益的政党和纲领，因此我投票。”所有这一切都已土崩瓦解。65% 的选民弃权并非无关紧要。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环境的作用下，相应的政党一个接一个地完全分崩离析了。这种一致性终于消失了，我们不可能通过建立一个声称要占据爱丽舍宫的政党来重新找回这种一致性。在这方面，生态主义者是在自欺欺人。现在，我们必须自下而上地重建政治。我感兴趣的是，一个市民社会应该如何重新定义自己的领地及其成员，从而定义其利益，进而定义其关系、阶级盟友等，从而实现自我重建。然后，就会有政党，之后就会有选举，你可以投票选举政党，但这还需要经历很多年。

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局势之中：近两个世纪以来，按照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斗争来组织政治的结盟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了。这其中有许多不同的原因，尤其是社交网络的作用。尽管如此，但我认为对我们的政治影响最大的是新的气候体制，我们没有命名它，也没有认识到它是根本问题所在。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现在的问题是，是什么包含了这些问题，是什么围绕着这些问题，是什么促成了生产系统，是什么比生产系统重要得多。说到底，我有什么资格为另一个阶级提出这样的建议？我籍籍无名，我只是在命名……但我命名的概念却让生态学家们心潮澎湃、自豪不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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