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城市治理现代化与城市文明”圆桌会议在广州举行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3-02-24

现代大学教育之发展，瞬息万变。而社会国家及宇宙太空事物，无时不在变动之中。故培育人才，如何以适应社会之需要，如何以改进社会之事业，以达到社会福利之最高标准，大学教育之责任重大也——陈炳权（广州大学创校校长）

“城市治理现代化与城市文明”

圆桌会议在广州举行

图为广州天河体育中心

南方日报记者李细华摄

【编者按】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美好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更舒适、更便捷、更方便、更舒心，同时也要让精神生活更高尚、更高贵、更丰富，这就需要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和城市文明发挥重要作用。

2020年11月6日上午，“城市治理现代化与城市文明”圆桌会议在广州市暨南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广州市社科联、广州市文明办、暨南大学、南方日报共同主办，广州市智慧治理研究中心、《城市观察》杂志社、广州市舆情大数据研究中心、广州公共服务评估学会承办。广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社科联主席曾伟玉作了会议致辞。会议由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枫云教授主持。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广州市智慧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潭教授等专家学者应邀作了学术演讲，广州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郭明博士等征文获奖作者参加了会议并做了交流发言。

来自各界的专家学者，面向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城市文明建设的战略需求，开展研讨交流，为助推城市走向善治、提升文明水平、构建文明社会汇智聚力。南开大学教授程同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艳玲、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二级巡视员谭礼和、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为理等专家认为，城市治理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指导思想，引入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让城市更聪明、更智慧，并通过涵养培育城市文明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

在现代化进程中，财富与风险的社会化生产总是相伴而行，尤其伴随着城镇化的扩张，城市风险治理势在必行。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程同顺提到，“以人民为中心”是城市风险治理的指导思想，包含三个层面的时代意蕴，其目标遵循、实现动力、长远价值都紧紧围绕人民展开。

首先，城市风险治理的目标遵循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程同顺说，安全性是城市的第一属性，城市的社会稳定性和公共安全度是宜居城市衡量标准的重要维度之一。因此，在城市风险的议题中，一切为了人民就是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加强领导干部能力建设和责任担当。

城市风险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这意味着每个人都与风险相随相倚，既有可能成为风险制造者，也有可能成为风险识别者、预警者或控制者。“紧紧依靠人民则是城市风险治理的实现动力。”程同顺认为，在多元共治模式下，要筑牢人民这个强大而稳固的基座，培育全民风险意识和安全文化，完善和畅通风险沟通机制，并依托社区这个城市良好运行的基石实现风险共治。

“城市风险治理的长远价值就是始终为人民提供安全稳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让城市成为一个人民感到幸福的港湾，让人人共享平安城市建设成果。”程同顺表示，在城市风险治理的语境下，尤其是疫情后的平安城市应具备三个特征，分别是低风险、高韧性、智慧化，并贯穿于风险的全生命周期。

在他看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风险治理，既要以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为目标导向，又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构建起共建共治的治理机制，并最终实现治理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标志，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目标的实现需要持久艰辛的努力。”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二级巡视员谭礼和从实践者的角度阐述了对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认识。

谭礼和同样认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具体而言，就是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同时善于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把人民群众的评价作为城市治理现代化好坏的重要评判标准。“近年来，广州推动‘厕所革命’、破解‘垃圾围城’、实施‘还绿于民’等工作就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实践。”他例举道。

“在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中，还需要让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和基本准则，让城市运转更聪明、更智慧，像绣花一样精细。”谭礼和说。

用技术管理城市全生命周期

科技的发展在带来新兴复杂风险的同时，也给城市治理引入了新的技术手段。

“借助物联网打造涵盖各领域、连接各部门的一体化实时动态应急管理平台，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和应急调度；借助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风险监测、评估、预警等方面发挥作用，并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做出临机决策。”这是程同顺提出的智慧化城市的发展趋势。

谭礼和说，治理现代化的城市需要新技术支撑，如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

尤其是当前，以广州为代表的超大城市面临日趋严重的以“大城市病”为特征的结构化问题，这就需要对此进行科学研判并有效处置，这是新时代社会风险治理的根本路径，也是超大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二之选。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潭以“城市生命线管理”为题阐述了他心中的城市治理现代化。他认为，城市生命线不仅有道路，还有电力、通信、机场等，需要空间管理、时间管理、运维管理、监测管理、应急管理、协同管理，最重要的是通过大数据、物联网、数据库等技术管理城市全生命周期，打通城市的任督二脉。

在他看来，要建立以风险为中心的城市生命线管理体制，要求明确政府的应急管理责任，全面厘清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问题，落实主管单位和主要责任单位，理顺多个部门共同主管同一灾害的职责分工，落实政府风险管理与评估工作问责制。

同时，建立完善的大都市生命线公共数据平台。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实时监测等技术，对生命线系统各个关键环节进行实时监测、有效控制，将危险控制在萌芽状态或限制在可能的最小范围，并使用大数据思维与技术规划来确定生命线系统的容量，适当增容，以保证充足的能源供应。

“政府在对城市突发事件，如自然灾害、重特大事故、环境公害及人为破坏等引致的城市安全问题制定综合应急预案的过程中，应将生命线系统的应急预案制定置于首位，并通过人工智能收集城市生命线大数据的基础上，构建辅助决策系统和现场应急平台。开展城市生命线的应急处置是，促进城市生命线风险问题得到及时解决。”陈潭表示。

在场景再造中涵养城市气质

城市治理和城市文明是辩证一体的，城市治理是途径、技术和方法，它创造城市文明；城市文明体现城市的气质、风骨和形象，它引导城市治理，两者互相支撑耦合共同实现城市公共利益最大化。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可以说所有的竞争最后变成了制度、文化和认同竞争，也就是说制度、文化和认同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新的事态。”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何艳玲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何艳玲认为，中国城市治理有三重性质，也就是城市治理要回应的三个命题。一是深度市场化和全球化下的复杂化治理，二是中国进入改革新时代的高质量治理，三是高速城市化进程下的专业化治理。

“从单一的价值到多元的价值，意味着整个城市治理比以前变得更复杂，也是更艰巨，城市也成为综合生态体系，而高质量治理不仅仅要立足当下也要着眼于未来。”何艳玲说。

最为重要的是，专业化治理意味着城市并不仅仅是地方，还是具有城市性的城市，城市治理不仅仅是地方治理，而且是嵌入城市性的治理。“城市性主要包括聚集性、空间性和异质性。”何艳玲说，城市政府建的是一个大的城市，而人们所关注的是一个小尺度的空间、小尺度的城市，也就是场景，是人们能够感知、能够触碰到、能够亲身体验到的合适的尺度范围，蕴含着人、产、物，也蕴含着情感、文化和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场景既是城市资源要素有效汇聚、协同作用的系统集成，也是城市中具有情感美学价值、文化认同的关系与信息网络；是城市美好生活的落地单元，更是共建共治共享的可操作化。

“从宏大的城市建设到细微的场景营造，是对复杂化治理、高质量、专业化治理的回应，同时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系统方案，并因此而更有可能重塑城市价值和城市气质。”何艳玲认为，城市文化并非仅仅是单一的、单独的建设，而是在系统性、综合性、立体化的场景营造过程中的涵养、培育和自然生成。“如把桥底荒废空间改造成画廊、篮球场，把废弃铁路建设成高线公园。”

“从最新的GaWC全球城市排名来看，处在第一序列的伦敦和纽约都是著名的文化创意之都，后面的城市与它们相距甚大。”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为理以深圳为例谈到，要实现城市文明典范这样的目标，就需要在文明的流动中建立自己的枢纽，形成世界范围内聚集文明资源和发展要素的桥联能力。同时，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构建能够在文化的增长、文明的增长上形成新的增长极。

王为理勾画出未来城市发展的目标，打造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发展，市民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城市文明程度、城市文化品位、群众生活质量较高，物质丰裕、文化厚重、崇德向善、诚信友善、健康向上、公平正义、廉洁高效、和谐宜居、安全稳定、生态美丽、人民满意的城市文明典范。

来源：《南方日报》2020年11月10日

记者：《南方日报》记者周甫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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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肖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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