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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城是走不出去的

蒋晓婷 直面派 2020-09-17



2月24号12点,27岁的王强坐在武汉市江汉区新松里社区门口,吃着社区给他的一份盒饭——辣椒炒牛肉。这是他这段时间吃得最好的一顿饭。


他已经打定主意:吃饱饭就走。走出武汉城。


此前的20分钟,他来社区求助,社区工作人员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打电话,让家人打钱过来,自费住旅馆。要么去医院体检,看体检结果:如果被感染,就去隔离点,没有被感染就送去救助站。


王强都不愿意,他只有一个想法:回家。


2月1日从老家天门来到武汉后,他已经滞留24天,每天在“滞留武汉的外地人”微信群里面与大家在线上抱团取暖。


但线下的问题始终严峻,银行卡不小心丢失,取不到现金,他从没有用过花呗借呗,也没有信用卡,如今身上只剩下80块人民币,再待下去,无非是在浪费钱。


他更不愿意去救助站。2年前,他曾在救助站住过三天,滋味儿一点都不好受,“20多人睡一间房,手机被没收,没有一点自由。”


社区给王强的家人打电话,没有人接听,按照安排,待会儿只能去附近的华安里街道医院做体检。


王强知道自己没有被感染,要是去体检,只有去救助站这一条路。他向社工要了一份中饭,让对方先走,等自己吃完饭随后就到。


社工主动给王强扫了一辆摩拜单车,给了他一个柚子。跟王强约定:我先去医院打点,待会儿不见不散。


12点半,王强吃完中饭,骑上摩拜,向着医院的反方向骑行。他早已经想好了回家的路线:从社区出发,经过37公里之外的汉北河大桥,出武汉,再走80公里,就能回到老家天门。



几乎同一时间,26岁的李乐正困在汉阳区一家小旅馆吃泡面,他是江西九江人,在浙江义乌开了一家售卖日用百货的网店,1月19日来武汉旅游,已经滞留了37天。


此时,荆州的朋友给他发来一条消息,“刚出了通知,滞留在武汉的外地人可以出城了!”


李乐没当一回事,回复:我没有交通工具,不可能出得去。


他像往常一样,查看“滞留武汉的外地人”微信群的消息,突然眼前一亮,“一位来自浙江的大哥,说着急赶回浙江,但没有交通工具。”


李乐迅速加上对方的微信,打算和这位大哥一块儿,悄悄走出武汉城。


这场冥冥中注定的逃出武汉城接力赛,正式拉开帷幕。



2月24日的武汉,中午的温度接近20度。


路上人少车少,王强戴着一层薄口罩,骑着摩拜一路畅通无阻。行驶了20公里,口干舌燥,停下来买了两瓶怡宝矿泉水,脱了一件上衣,随手扔到路边,继续往前行驶。


直到远远看见一个关卡,两辆警车拦着,中间只留下了一条缝。


按照手机地图上的数据,此地距离汉北河大桥还有17公里,王强掂量了一下,自信这点距离,他能搞定。


他把摩拜停下来,抱着柚子和一瓶水,绕着路边的田野,越走越快,直到不小心被绊了一跤,摔在田埂上。


此时已经是下午快3点,王强走得气喘吁吁,浑身冒着热气,又脱下身上的两件上衣,扔在田埂上,嫌口罩太碍事,顺手扔掉,继续往前走。只是脚步已经明显放缓,身上渐渐没有了力气。


在他眼前,越靠近郊区,村庄越来越多,为了不让人发现,只能掩进一片树林里前行。


王强说,在树林里差点晕过去,完全是靠着意志力在撑。尽管他手里抱着柚子,但一直没有胃口吃。


直到晚上6点多,王强走了近17公里,远远看到了汉北河桥,以及在桥上把守的警察。



他能过去的方式就是悄悄游过汉北河。目测汉北河有30多米宽,王强想找一条路过河,在树林里绕行3公里,也没有找到,只能折回来。


蹲在距离大桥300米的地方,王强一边剥柚子,一边想计策。看到河面上有几个铁桶,他打算吃完柚子后,钻在桶里浮过河。


没想到柚子刚吃了一小半,桥上的警察发现了他,朝王强摆摆手,示意他过去。


桥面上站着七八个辅警,问王强是不是附近的村民,为什么不戴口罩?


王强也没藏着掖着,直截了当的说自己想要游过河,想回家。


一个声音在王强耳朵边响起:没用!你就算游过去,后面还有无数个关卡等着你,“现在是一只苍蝇都过不去!”


辅警要王强原路返回,王强说:我现在原路回去,就是死路一条。


最后辅警打电话给110,让东西湖派出所的警察解决,辅警们告诉王强,可以让警察安排,住到隔离点。


一听到隔离点,王强就放心了。在他心里,隔离点至少比救助站舒服。


等警察来的20分钟里,王强跟辅警们要了一根烟,猛吸了一口,浑身疲惫的情绪才稍稍缓解。


晚上8点,武汉的夜凉意明显。三个中年警察过来接王强,车里还有一位老人,身子瘦弱,聊了之后才知道,老人一直在武汉流浪,同样是打算走回去,被警察“抓”到了,要送去救助站。


刚燃起的希望瞬间土崩瓦解。王强一路没说话,任由警察把他送去医院体检,在等待CT结果的时候,跟警察挑明:我要回汉口,我不去救助站。


按照王强的说法,三名警察没有搭理他的要求。他独自走出医院,在门口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


他身上的钱支付不起酒店的住宿费,也付不起打车费,而武汉城封城这么久,出租车早就停了。他没力气再走回13公里外的汉口区。


不得已,他打电话给110求助,要警察送他回汉口区的旅店。


这次来的依然是东西湖区的警察。他们的年纪看起来和王强一般大,他们告诉王强:我们现在不能越区行动,只能在东西湖。


一名警察主动提出:如果你要我们帮忙的话,只能去隔离点先住着。


王强感觉到惊喜。忍不住多问一句:隔离点的三餐是不是免费?



警察点头。双方一拍即合。按照流程,王强再次回到医院体检,折腾到晚上11点,才拿到CT结果:一切正常。


到隔离酒店时,已经是25日的凌晨,这家酒店的环境比起他之前住的旅店要好得多。


25日早上9点左右,王强早起后,在“滞留武汉的外地人员”微信群里面晒出酒店的视频,成了众人羡慕的对象。



王强让很多群友看到了希望。


此时的武汉城,封城33天。在前一天(2月24日)下午,武汉市新冠防疫指挥部发布第18号通告,再上一把锁,不仅宣布3个小时前发布的第17号通告无效,更提出“三严”要求:严格离汉通道管理,严格人员管控,严防疫情向外输出。


回家的希望渺茫,部分滞留的外地人有了共识:住进官方的安置点,吃住免费,至少能缓解经济压力。


李乐也是这样想的。“必须要试一次,成功了就能出武汉,不成功也能得到安置!”


他和“大哥”加上微信后,就不断催他出发。


李乐确实有点着急。滞留了38天,他已经无法再忍受,“我再不回义乌,网店的客户就全都没了。”


此时的他,已经被迫退了近7万的单子。他的网店经营不到一年,正是积累口碑的关键时候。如今滞留武汉,货发不出去,只能协商退单,“客户下一次很难会再找我。”


他在半个月前,已经筹划好了路线,早已经探路。计划从武汉岳家嘴出发,往鄂州方向走,路上只有两个关卡。“只要出了武汉,我就能回家。”


他和“大哥”约好25号走,但是25号下雨,不得不推迟2天,直到27号上午9点出发。


李乐只准备了必备要干粮——2袋法式面包,和4瓶农夫山泉。用背包背着,其余的衣服和日用品,全部放在行李箱里,抛弃在酒店里。


上午的武汉,天空阴沉,下着小雨。李乐并没有准备雨伞,冒雨从汉阳区的旅馆出发,先到岳家嘴和“大哥”集合,随后一路往东南方向骑行。



李乐走的是国道,路上就他们两个人,远远能看见两边的村口,有村民站岗,村民们看李乐没有入村的意思,根本不管他。李乐也乐得没人来盘问他,他脑子里只有一件事:赶紧走出去!


到下午1点左右,雨渐渐停下来。李乐这才找到时间吃了一顿早中餐,解决了一袋法式面包,补充了体力后继续骑行上路。


直到一个小时后,李乐远远看见关卡,用黄黑相间的路障拦在中间,有四五个村民在旁边守着。


李乐和大哥放弃骑车,走小路绕过村民的视野,通过路障后,又回到国道上继续赶路。


往前看一望无际都是柏油马路,李乐和大哥互相打气:再坚持一会,马上就能出去了。


他们找了一个办法让自己坚持下去:不看前路,只顾低头看脚。


就这样一直走到晚上7点,光是步行的路程,就走了快20公里。李乐感觉全身没了力气,大腿特别酸痛,光是站着,都觉得费劲。


摆在他们眼前的,是第二个关卡。按照地图上的显示,此地距离鄂州只有10公里,只要过了关卡,就胜利在望了。


然而问题是,这个关卡两边是延绵不绝的山,如果要绕路,必须要上山。李乐抬头看了看山的高度,忍不住说了句:太高了!


估摸着有几十米的高度,李乐和大哥都有点迈不动步伐。“我们没有带帐篷和睡袋,万一下雨了会很危险。”


此时的李乐,包里只剩下一瓶水,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坚持不下去了,问大哥:要不报警吧?实在走不了了!


大哥没有拒绝。他们走上前和关卡边把守的村民聊天,试探性地问了一句:可以出去么?


换来对方斩钉截铁的回复:不可能!


李乐只能打电话给110,退在路边等着警察来搭救他们。了解到两个人没吃晚饭,村民主动给了李乐和大哥,一个苹果和一个橙子止饿。


两名警察在半个小时赶到。经过简单的询问,他们告诉李乐:现在出武汉城是不可能的。上面出了新政策:一旦区里面逃走了人,区里面的所有防疫工作人员都会有责任。


当晚,警察将李乐和大哥带进了江夏区的隔离点,又给了李乐两个苹果,问他要不要吃泡面,李乐连忙拒绝:不要!吃腻了!



住进隔离点之后,李乐更加愁了。


尽管三餐比之前吃得好多了,早餐有粥,中午饭都能吃到三四个菜,有肉有素,工作人员会按时送进来。酒店的环境也宽敞,一个人的空间有十三平方米,上网洗澡都很舒服。


但他付出的代价是彻底失去自由,“之前自己花钱住酒店,偶尔还能出去放放风,现在完全连门都不让出。”


更重要的是,他的网店生意,完全救不回来了。


他算了一笔账,网店前期投资了5万块,给阿里巴巴交的年费是6688元,给仓库的租金是2万,在浙江义乌的房租一年需要6千。


按照钟南山院士的说法,疫情结束要等到4月底,最乐观估计武汉能在5月份解封,“到时候我再回去,我的网店根本就不用开了,客户全没了,只能去打工了!”


李乐的网店开的并不容易。他今年不到27岁,已经混迹社会十年。初中毕业后,到表姐的工厂里帮忙,用了4年的时间攒下了近10万的积蓄,再加上父母的资助,在2015年开了一家模具加工厂,折腾了4年时间,留下十几万的烂账,收不回来。


直到2019年6月,他选择做电商,可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拿出5万元再次创业。


开始的前4个月,他的网店一笔订单都没有。直到10月份收到第一笔订单,总价不到20块。他第一时间把订单的截图发给朋友,说:网店这条路可以走得通!


到11月份,他开始接到上万元的订单,网店逐步走入正轨。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大半年的努力,因为一次旅行,彻底被判了“死刑”。


2月29日上午,街道有工作人员来酒店看他,要他安心在这儿住着,到疫情结束之后再走。


特地送他一本书:《大美龙泉》,是东湖街道开区龙泉街道办事处参与编纂的书籍,帮助李乐“打发时间”。


他一页都没看,这段时间,他有自己的打发时间的方式:把郭德纲的相声都听了一遍,大陆战争片回顾了一遍,每天刷抖音刷到凌晨3点,然后睡到工作人员敲门,量体温,吃早餐。


3月2日,父亲给李乐打来电话,同样要李乐安心待着,如果缺钱的话,就打钱过来。李乐告诉爸爸:打钱也没用,现在有钱也用不出去!



比起李乐,王强的态度积极多了。


他被警察送进来当晚,就被告知:只能等到疫情结束后,才能离开。


他很快就完成了心理建设,“在酒店待着,总比自己在外面喝西北风好!”


王强和李乐一样,初中辍学后,在广州、东莞等地工作快十年,直到2019年回到武汉,成了饿了么的一名众包骑手,靠抢单赚钱。


他侥幸躲过了武汉封城的一劫。因为租房到期,1月10日就提前回了天门老家。直到在家待着无聊,选择在2月1日回到武汉,想趁着春节,多送一点外卖,多挣点钱。


他没有看新闻的习惯,以至于这次一回来,彻底懵了。房东不再续租,送外卖的电动车不见了,银行卡也丢了,他还买不到口罩。


最后只能暂时住在汉口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150元一间房,一日三顿吃泡面,等待机会回家。



他没想到武汉会封城这么长时间。本以为2月8号可以解封,随后听着官方消息不断推迟复工时间,到14号、20号,甚至到3月10号。他才意识到疫情严重。


在此之前,他一直没有戴口罩,每天外出跑步,“路上几乎没有人,除了志愿者就是我。”


而他的口罩,直到2月22日,由一名“滞留武汉的外地人”的群友,帮他联系上江汉区的警察,警察专门送来5个一次性医用口罩,还告诉他,有需要可以找社区。“找了社区之后,最后还不是找警察解决的问题!”


如今的王强,在隔离酒店里,生活变得规律。


早上不用设置闹钟,工作人员定时送餐过来。早餐吃一碗泡面。午餐和晚餐每天不同,肉素搭配均衡。


他习惯在午饭后,睡个午觉到自然醒。然后玩手机游戏打发时间。晚餐后,躺在床上继续玩游戏。直到想睡觉。


他没有心思计划以后的事情,因为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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