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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大学生农民”新生态

2016-11-04 记者/李松 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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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批有知识、懂技术、善管理的“大学生农民”正孕育着农业“新业态”,真正推动了农业转型升级

◆ 农产品实现标准化销售、提炼精油有专利、电商销售水果附上营养成分介绍单…大学生务农,给农村农业带来全新的营销模式、生产管理模式和高新技术

◆ 农业经营已从父辈赚辛苦钱的1.0时代、发展乡村旅游的2.0时代走向“粉丝经济,线上订单、线下直供”的3.0时代

◆ “大学生农民”遭遇政策困惑:产权证明不清晰导致融资渠道无法畅通

  单产比一般蔬菜低40%,产值却高出5倍以上。在重庆,“大学生农民”郑凌云种出的蔬菜,就有着这样的“身价”。
  
  随着农业转型升级,重庆各地农村涌现出一大批有知识、懂技术、善管理的“大学生农民”。他们跳出“农门”又回到“农门”:种蔬菜,亩均产值超过1.5万元;发展农产品定制会员,在超市开设精品专柜;种玫瑰,不仅提炼高附加值精油,每年还能吸引15万游客体验玫瑰爱情节……
  
  凭着对农业发展的更深见解,以及合理运用资本、技术、品牌与土地的有机结合,“大学生农民”们正孕育着农业“新业态”,为农村发展带来全新的生产模式、市场观念和创新活力。

 
跳出“农门”重回“农门”
  
  80后大学生米春,从重庆邮电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毕业后,遵循大学生就业传统路径,向东1000多公里到深圳、广州求职,先后进过电子厂,搞过外贸。2013年,他回到家乡重庆潼南,“一头扎进”农业,选择从土地中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
  
  离开城市,返身务农,免不了辛苦与疲累。西南丘陵,土地零散,一亩地分成十多个地块。散户种地不挣钱,不少土地已多年撂荒,冒出的杂树有碗口粗。为了平整土地,米春一家五口齐上阵,打起手电筒,推着微型旋耕机甚至靠人力,前前后后干了半个月,把30多亩土地重新清理出来。
  
  8月底草莓栽苗,正值重庆伏旱,白天阳光火辣辣,太阳下山后赶忙浇地保墒。米春一家拖着40多米的水管,一株一株为苗浇水,从下午5点一直干到凌晨2点。
  
  一滴汗水就有一分回报。“种地三年多,家庭农场已扩展至50多亩,另外还预留了50亩的发展空间。”米春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依靠休闲观光游,农场的葡萄、草莓基本不用上市销售,在地里就被游客采摘一空,年销售近30万元。
  
  作为重庆市的农业大区,在潼南,类似米春这样近几年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农民”有100多人。潼南区农委主任唐邦富长期关注这一群体,据他介绍,目前“大学生农民”主要有三个来源:

  • 一是有相关农业专业学历背景,带着技术、资本在农村创业的。

  • 二是看中农业“钱景”,又方便就近照顾家人,选择辞职返乡的。

  • 三是家庭本来在农村就有规模经营项目,大学毕业后回家帮工的。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深切地感受到,“大学生农民”成规模出现,正在为传统农村及农业生产带去一阵阵新风。

重庆万州区龙驹镇玉合村“大学生农民”(左一)与村民交流今年木耳种植的发展思路

  
  “一个杨大可,改变一个村”。在地处三峡库区的云阳县双土镇,大伙儿都这么说。一个戴着眼镜、一脸书卷气的大学生杨大可几年前返乡创业,带领乡亲种梨,用一己之力让穷山坡结出了“致富果”。
  
  从四川大学毕业后,杨大可在成都一家企业上班。几番深思熟虑后,他和妻子毅然放弃“白领”生活,回到海拔一千多米的无量村种梨。“一开始很多乡亲不理解,有的说我想出风头,有的说我是在城里混不下去了,还有的说我神经有点问题。”杨大可说。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作出这一决定并非一时冲动:一是自己熟悉农村,对家乡有感情,别人不能吃的苦自己能吃;二是无量村昼夜温差大,气候和土质独特,非常适合梨的生长,产业有前景
  
  如今,杨大可已经有了自己的种植合作社,水果畅销到十多个大中城市。在他的带动下,双土镇已有3000多农户参与种植,光水晶梨一项,平均每户就有5000元左右收益
  
“不一样的观念,塑造不一样的农业”
  
  大学生务农,给农业农村带来的最大变化到底是什么?在采访过程中,这个问题始终徘徊在记者脑中。
  
  经过与数十位“大学生农民”的深入交流,一个答案逐渐清晰:最大的变化,就是思想观念的改变。眼界一扩天地宽。跟随大学生一起下乡的,是全新的农业营销模式、组织方式和创新活力
  
  作为北京上市公司总裁助理张甜,2012年放弃年薪30万元的优渥生活,选择返乡创业。同样是经营乡村农家乐,张甜思考更多的,是如何让“小果园做出大生意”。
  
  经过摸索,她找到了两条路径,一是重点打造农事体验旅游七十多亩果园,种上了48类水果。每种水果种植面积不到两亩,既保证不会量大滞销,又能一年四季不“断供”。二是果类深度加工,依靠技术研发,生产果酒、果醋等产品。
  
  在张甜眼中,农业经营有着明显的代际界限:“父辈种地,肩挑背扛到集市销售,赚些辛苦钱,是农产品销售的1.0时代我现在返乡经营乡村旅游,让游客主动下乡采购,是2.0时代。如今利用微信平台,打造粉丝经济,线上订单、线下直供,已是3.0时代。
  
  现在,张甜的生态农产品微信销售群里,有3000多个忠实消费者。从鸡鸭鱼蛋到米茶瓜果,由于绿色环保,品质有保障,产品供不应求,月销售额超过8万元。
  
  “不一样的观念,塑造不一样的农业。”文华成感慨道。前几年,全国闻名的重庆“梁平柚”遭遇销售困境,不少人挥泪砍树。这时已是重庆天农八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文华成,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创造出“年份柚”的概念,为“梁平柚”重新打开了局面。
  
  “依托电商渠道,根据树龄越长,口感营养越好的特点,将柚子分成30年、50年、100年三个品类进行销售。”文华成说,每件包装精美的销售盒中,还体贴地附上剥皮器、湿纸巾和营养成分介绍单
  
  “年份柚”一经提出,在网络平台一炮而红。仅2014年一年公司销售量就达到1.25万吨,其中网上销售达4000多吨。“梁平柚”的产地价也从0.5元/斤提高到1元/斤,整整高了一倍。
  
  最近,文华成又有了新的想法,为让农产品实现标准化销售,他准备研发柚子智能分级机,通过自动检测柚子糖分、麻度等指标,在“年份柚”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销售品类
  
“变特色为精品,向优质要优价”
  
  除了新理念,随“大学生农民”一同下乡的,还有以前在传统农村难得一见的高新技术和农业生产管理模式,农业转型升级真正变成了现实
  
  靠着旺盛的消费需求,2015年,郑凌云700多亩菜地创造了1000多万元的产值。“目前我们在市内建了8家门店,在大的商超开了精品专柜。此外,重庆市内还有2万多朴真会员,消费者线上下单,实体店直接配送到家。”他说。
  
  亩均产值近1.5万元的菜地,背后暗含怎样的创富密码?郑凌云为本刊记者一一道来:

  • 首先,遵循近乎苛刻的有机种植标准。“土地流转头两年,必须休耕,使土壤中的农药残留、化肥等充分降解。这期间的投入成本就达到100多万元。”

  • 其次,严格有机认证销售每份蔬菜都有“身份证”,通过扫描二维码,消费者就能知悉农产品的产地、日期和生产流程。“变特色为精品,向优质要优价。现代农业只要有价值赢利点,就不愁技术、资金、人才引不来。”郑凌云说。


  对此有着同样深刻理解的,还有“大学生农民”何泉。1998年中科院硕士毕业后,何泉进入日化领域,并逐渐成为行业内知名专家。在化妆品这一与美丽打交道的产业中摸爬滚打十多年后,他来到潼南创立了雅香美源农业科技公司,种起了玫瑰
  
  硕士务农,自有其精明的市场眼光。“现代商业竞争,既有技术、品牌、销售渠道的博弈,更有对资源的争夺。”何泉说,玫瑰精油、纯露提炼,重金属、农残指标控制异常严格。将产业链延伸到种植环节,就能够做到原料可控、品质可控。
  
  在玫瑰种植方面,何泉也有自己的“独门绝技”:“一般而言,大马士革玫瑰扦插技术成活率约为30%、大田种植成活率约50%,而雅香美源这两项指标能达到‘双90%’。”他说,在玫瑰精油提取方面,公司也申请了十多项专利
  
  为了保证玫瑰种植质量过关,何泉还针对育苗、整枝、病虫害防治等多个环节,制定了详细的玫瑰田“管理周年历”,并以50人一组的规模,对工人进行专业培训。
  
  如今,何泉在潼南区崇龛镇流转了5000多亩土地,打造出一条大马士革玫瑰种植、深加工产业链,其中每提炼一公斤玫瑰精油,市场批发价就在20万元以上。
  
“新农民”遭遇老问题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学生农民”作为一股新锐力量,在潜移默化改变乡村面貌的同时,不少人仍面临着诸如自然风险大市场波动大、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善等农业发展固有难题的困扰。
  
  在他们眼中,目前遇到的最大的政策困惑,是大量投资进入农业,既无法形成明确的产权证明,又无法畅通融资渠道,“沉淀”到了土地里
  
  比如,土地流转期结束后,建在土地上的农业附属设施、生产用房到底归谁?国家政策和法律都没有明确的说法。
  
  有的“大学生农民”说,传统农业要想有高收益,要么和第二产业结合,搞农产品加工,要么和第三产业结合,搞“农家乐”等旅游观光农业。二者都需要就近建设生产用房和配套设施。
  
  “但是没有明晰的产权,投入再多也是‘死资产’。”他们说,随着土地流转加快,农业集约化、现代化程度提高,各地农业生产配套建设了越来越多的附属设施和生产管理用房。然而这些沉淀在土地上的资产,成为大家普遍的担忧。
  
  同时,没有明晰产权不仅带来归属的争议,也使这些资产难以抵押融资,无法缓解农业生产“缺血”问题
  
  在九龙坡区白市驿镇,重庆诗美花卉苗木合作社入股经营的土地近千亩。“建设合作社投入了500多万元,收回成本至少需要六年。但生产用房、道路附属设施等大量投入无法办理抵押贷款,难以满足融资需求,压力很大。”合作社社长胡霓辉说。
  
  另一位“大学生农民”为发展一农业项目持续投入了300多万元,资金困难后准备贷款,也遭遇了同样的尴尬。“一分钱都贷不了。最后没办法,我只得用城里房产做抵押,还要别的企业担保,才能贷出来钱。”他无奈地说。
  
  如何通过适当的政策引导以及优惠措施,帮助“新农民”克服老问题,使“大学生农民”这一群体进一步发展壮大、走向成熟,已成为全社会需要面对的课题。LW


刊于《瞭望》2016年第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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