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读书 | 蔡昉：绿色发展要求思维范式转换，“两利相权取其重”

自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出“30·60”目标的庄严承诺后，低碳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有关绿色发展、低碳转型的讨论方兴未艾、如火如荼。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作为国内领先智库，对这一领域始终保持高度关注。

此次，论坛编辑部撷取了30余篇与绿色发展低碳转型相关的文章，编纂成集。从内容来看，涉及“双碳”目标及其实现路径、与之相关的经济转型及风险应对、ESG投资和碳市场建设、金融支持双碳等主题；从作者来看，他们或是分别具有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特邀成员、学术顾问、学术委员和特邀嘉宾等身份，经常性参与论坛的研讨活动，或是在金融相关领域现任或曾经担任过领导职务，或是金融领域的权威人士，都具有很深厚的理论造诣和丰富的实务经验。

这些文章既贴近现实，从操作层面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也不乏对理论问题的深度探讨。此次以“绿色经济与绿色金融”为题，将其集结出版、立此存照，既体现了论坛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关注，也是对已有成果的珍视。

不过，为了突出作者在实践领域的优势，本书没有专门设立理论研讨的章节，这倒为我写作本序言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虽然我没有能力、也并不打算做出一个关于此课题的“理论思考”，但是，从相对超脱的层面提出问题，这个序言或许可以起到对本书拾遗补阙的作用。这个序言既可以作为一个导读，也提出了一些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力争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既是中国对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和积极贡献，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目标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对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做出的描述，就包括“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的要求。从这一重大部署来看，实现绿色发展，有两条既缺一不可、又并行不悖的路径。

一方面，作为新发展理念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发展应该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各个方面。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一个回答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的系统理论体系。

从绿色发展这个总体发展理念出发，要求促进发展模式的转变，推进绿色金融，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绿色产业比重显著提高，并推动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能源利用的电气化替代、碳捕获、碳交易等科技和制度的创新。

另一方面，绿色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领域，在高质量发展总体要求下，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在人口负增长和进入老龄社会的新国情条件下，社会总需求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化制约，需要探寻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的新动力。

从外需来看，应对气候变化和气候危机的全球努力，必然对绿色产业的供给产生新的需求，给中国探寻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提供新的机遇。

从内需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现代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两个过程融为一体，毕其功于一役。相应地，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对绿色产业的产品和服务提出越来越大的需求。

例如，绿色转型是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赋予这个转变以时代内涵和现实内容；与高端化和智能化一道，绿色化也是中国制造业保持竞争优势、稳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一项关键举措；推进环境污染防治、能源革命和能源转型、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等等，都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得到部署，也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出对相关产业的强劲需求。

把绿色发展同时作为主线和增长点的理念，涉及思维范式转换和认识方法论更新，我将其称为从“取其轻”到“取其重”的转变。

人类从最初开始关注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到如今面对迫于眉睫的气候危机，始终受到一个传统思维范式的困扰，即把发展的需要与保护自然的需要看作一种“替代取舍”（trade off），两者之间似乎是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关系。面对这种不得不做的抉择，通常应用的原则便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这种替代取舍的思路，归根结底不能解决与当事人利益相关的问题，因此理念上的冲突始终存在，利益相关方的激励不相容更是经常产生“合成悖论”，导致共同行动的失败。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认识“和谐共生”应该超越替代取舍的思维。理论界的旷日持久争论，如今也形成了足够多的共识，长期实践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可以反思传统观念，进而实现思维范式转换。

从实践上，完全可以形成更具双赢性质的“两利相权取其重”格局。一般认为，减排和除碳方面的技术，绝大多数已经存在。此外，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日益成为通用技术中的通用技术，足以成为解决气候危机和实现绿色发展中的科技新支点。应用已经成熟的技术，挖掘已经存在的技术潜力，在清洁能源、除碳、碳捕获等诸多领域形成产业乃至经济增长点，推动绿色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可以获得绿色转型的红利。这种“取其重”的思维范式，有助于在各利益相关方之间形成激励相容。

从理论上，完全可以将各利益相关方的目标函数归于一统。描述微观主体行为动机的传统经济模型，追求简单、简洁和因果关系的单一性，假设经济行为人只对市场价格做出反应。在解释气候变化相关的问题时，这种经济理论往往捉襟见肘。

诚然，经济学也在外部性的概念框架内讨论资源环境等问题，但是这类讨论往往外在于理论模型。英格兰银行前行长、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卡尼（Mark Carney）认为，相比于以往讨论的“公地悲剧”，气候变化问题表现为一个“地平线悲剧”，其外部性的范围超出了商业周期、政治周期和技术官僚体系的视野。[1]

而且，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的生死存亡。如果把这种外部性剔除在经济模型之外，就不可能在利益相关各方形成共同的目标和激励，把全球气温控制在可接受程度的共同行动也难以落实。

市场并不只是一组供给和需求曲线，而是一个包含更加丰富内容的制度安排。现实中，市场主体的行为不应该仅受价格信号的引导，还需要受到各种必要的外部约束，后者分别以政策、规制、社会责任和其他契约的形式，影响市场主体的经营决策和投资方向。

影响发展可持续性的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关乎人类生存的气候变化问题，乃至涉及人民福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护等问题，都应该同企业预期利润一样，纳入市场主体的目标函数。这个范式转换将有助于在实践中找到有效的双碳目标实现路径，并使其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均有内在的动力。

无论是贯彻绿色发展的理念，还是落实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要求，大力发展绿色金融都是必由之路，是金融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如前所述，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过程中，市场主体的目标函数应该是企业利润与社会责任的统一。与此相对应，在促进绿色发展中，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也同样肩负着双重职能：一方面，立足于创造宽松的金融环境，使参与绿色发展的市场主体获得充分的商业金融支持；另一方面，体现鼓励性和支持性的金融政策，使驱使市场主体参与绿色发展的激励力度最大化。

从全球来看，近年来极端气候导致的自然灾害频发，加速上升的全球平均气温使令其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升高1.5摄氏度之内已无可能。从中国实现双碳目标要求来看，逐步淘汰煤炭、交通运输低碳转型、制造业绿色转型、绿色城镇化、重塑人与土地的关系和消费模式的绿色转变等转型任务十分繁重。[2]

因此，绿色金融的发展应该明显地加快步伐，在目标明确和激励合理的前提下，显著增强支持政策的实施力度、金融工具的运用广度，以及扩大服务范围和控制风险的能力建设。

鉴于这一系列转型任务既艰巨又紧迫，相关领域产业发展及投资不可避免会出现蜂拥而至的现象，绿色金融也必须跟上这个规模和步伐。经济学家佩蕾丝（Carlota Perez）在回顾技术革命和经济增长历史时发现，生产率的爆炸性增长和金融狂热的迸发，是彼此关联和相互依赖的，以往历次重大技术革命都曾先经历金融狂热阶段，随后便进入生产率的黄金时代。[3]这个历史经验具有两点启示。

首先，技术革命及其成果的传播，通常以浪潮般的方式发生，作为不可或缺的催化剂，金融呈现出一个蜂拥而至的狂潮，不仅投融资规模大幅度扩大，投融资手段也加快创新。正如以往技术革命时期的金融热潮一样，如今在全球范围内，ESG领域也产生了类似的现象，以致很多人将其与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相提并论。[4]然而，既然这种现象反映了绿色发展的必然性和紧迫性，不应简单地将其视为潜在的金融风险而予以遏制。

其次，惟其如此，加强监管力度和创新监管手段，是绿色经济和绿色金融健康发展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在中国，绿色经济和绿色金融起步很快，也逐渐成为投资和融资的热点，更需要把握好加快发展与防范风险的平衡。

为保持这个平衡，值得强调两个方面：第一，借助金融科技的最新成果提高监管水平，防范和应对超常规绿色经济发展中可能存在的超常规金融风险。第二，金融履行的商业性和政策性两种职能，在促进绿色发展来看固然是统一的，但在操作层面却应有明确界限，避免在市场主体中滋生寻租乃至“洗绿”行为。

4. John Thornhill, Bubbles Can Also Lead to Golden Ages of Productive Growth, The Financial Times, 5 March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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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人口与劳动经济学、经济增长、收入分配、贫困等。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

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全球性挑战。中国向世界做出“30.60”目标的庄严承诺，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目标要求，也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带来持续、广泛、深刻的系统性变革。

双碳目标对经济转型提出了什么样的内在要求，双碳目标应该以怎么样的战略和路径实现？金融该如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其中涉及哪些具体问题？双碳转型带来的风险有哪些，又该如何应对？

本书精选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体系内诸位专家的研究心得，以图帮助读者全面而清晰地理解上述问题，希望对中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以及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尽绵薄之力。

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过程是倒逼产业结构深度调整、进而提升国民经济效益质量的过程，是中国经济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凤凰涅槃的过程。

——黄奇帆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重庆市原市长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快速发展积累下来的环境问题进入高强度频发阶段，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中，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最终要看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双碳”则为绿色低碳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政策环境和市场预期，是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最直接的推动力。

——陈文辉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北方新金融研究院院长

中国传统产业规模庞大，通过技术改造加快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淘汰高耗能高排放的落后產能，发展高技术含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业体系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具有巨大的减排潜力。

——王一鸣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未来几十年，绿色低碳转型将嵌入所有经济活动的内核，成为投资、生产、消费和流通等决策的核心逻辑。经济发展方式和人民生活方式也将从不可持续的资源高度依赖型转向持续迭代的技术创新型。因此，中国需要按自身节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努力平衡经济发展与降碳减排，预防和化解转型风险，实现有序公正绿色转型。

——张晓慧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助理 

视觉：李盼 东子

监制：李俊虎 潘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