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2日（戊戌年八月初七），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反复斟酌思量之下，给京中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了一份电奏。

在这份电文里，他先赞美光绪帝“锐意维新，旁求俊彦”，然而如今国家“危疑等决，外患方殷”，需要“通识远谋，老成重望，更事多而虑患密者”来参决机要、宏济艰难。他于是请朝廷召他的老上司、正在湖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入值军机处。

此时，远在长沙的陈宝箴不知京城已发生政变、光绪帝被软禁。在百日维新的纷乱中，这位稳健的改革派已经觉察到京中新政的某种乱象，以及中枢机构应对的乏力。

陈宝箴并不是唯一怀有这样想法的人。当戊戌变法迅速走入高潮，短短数日里朝中共有七份条陈，奏请光绪帝急召张之洞进京主持新政大局——他们都觉察到京城中的危险信号，认为急需一枚定海神针来坐镇京师，收拾新政之纷乱局面。

在为政局忧心忡忡的各派人士眼中，有能力充当这枚“神针”的最合适人选，就是人在湖北武昌的张之洞。

早在变法还未启动的阴历三月，极为顽固保守的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就向慈禧太后提议，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慈禧遂电旨召张之洞进京“面询”。数日后，光绪帝也下电旨催他赶紧“来京陛见”。

接连收到朝廷催促入京的电旨，张之洞十分勉强。在回电里，他小心翼翼试探“圣意”——先是解释湖北任上事务繁忙、责任重大，自己不方便脱身；然后说自己如今健康欠佳，大任难当；最后又问朝廷究竟有何垂询之事，自己可以随时“筹拟上陈”云云。

这番明显的推托，惹得年轻的光绪帝十分火冒。他立刻再下电旨，命张之洞闻命即行，“何得托故迁延。”张之洞只得赶紧起身。谁知人刚离开武昌，沙市事件爆发。三月廿五，张之洞刚刚抵达上海码头，就接到皇帝发来的电旨，命他立刻折返回去处理此案，等“地方一律安清再来京”。

等张之洞处理完沙市事件，百日维新已进入暗流涌动的高潮阶段。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软禁光绪帝于西苑瀛台，抓捕维新党人，并以光绪帝的名义宣布再次“训政”。

在那个时代，入阁拜相、进入帝国中枢，是每一个进入仕途的儒生事业的最高目标。以“安邦治国”为己任的张之洞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入京呢？

1895年，张之洞与美籍友人合影

这不是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第一次“婉拒”进京。

早在1898年戊戌变法前，朝中有关召张之洞入阁的呼声就很高。但在给好友、湖南巡抚陈宝箴的电报里，张之洞坦露自己内心的想法：自觉在京“无益于时局”，宁愿呆在湖北把“一枝一节之事”办好。

此时，他已在湖北第九个年头。1889年调任两湖以来，这位“洋务新秀”在湖北轰轰烈烈地推动新政，办洋务企业、开新式学堂、开矿、操练新军、筹建新铁路。这些新事业的摊子，有的刚开了个头，有的正在半道中。

自1889年从两广总督调补湖广总督，到1907年9月赴京入参军机，张之洞在湖北整整18年，其间只有两次因代刘坤一署理两江总督之职而短暂离开过武汉。 

18年深耕于湖北，这在封疆大吏调动频繁的清代是绝无仅有的。这位对清末政局有着重大影响的政治家，以湖北武汉为自己的施政舞台，展开了一名儒生治国安邦的人生抱负，披荆斩棘、锐意进取，以全方位的近代追求创制了堪称典范的区域现代化模式，并逐渐取代李鸿章，成为后来居上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开拓者。

从50岁到70岁，正是一名政治家经验成熟的年纪。湖北武汉之于张之洞，张之洞之于湖北武汉，堪称浓墨重彩的历史际遇。

1909年在京中主持中枢时，张之洞在病中回顾自己在湖北推行的一系列新政，也颇为自负：“余历任两湖，于军、政、学务颇立基础，其一切办理新政有得有失，虽不免有虚耗度支之举，而耿耿寸衷，实堪自问。”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祖籍直隶南皮，因为他出任过总督，故人也呼之为“张香帅”。1837年（道光十七年）9月2日，他诞于贵州兴义府官舍，是知府张锳的第四子。张之洞祖上四代做的都是知县一类的中下层官职。其父张锳举人出身，以“大挑”入黔补任知县，做过县官、知府等，以廉洁、善听讼、严治盗等在地方有清名。

张之洞很有点像中国传统戏文里“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大男主，13岁应童生试即摘得第一，15岁荣登解元（顺天府乡试第一），26岁会试高中一等第一，随后殿试被慈禧钦点为探花。如果不是其间为父守孝，以及因族兄张之万出任科考官而回避停考数年，这份金榜题名的纪录也许还可以更夺目一些。少年张之洞在科场上的顺风顺水，引来世人艳羡的目光，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近日科名之早者，盛推南皮张香涛”一语。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大清帝国步入最后一个“中兴时代”。一是湘淮势力崛起，成功剿灭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叛乱；二是恭亲王奕䜣领班总理衙门和军机处，清廷和西方列强的关系进入相对缓和期；三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实力派开始推行“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

其间，身为翰林的张之洞在京城过着“清流雅望”的悠闲生活。他常常与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激、陈宝琛、李慈铭、王闿运等京师“词流名彦”往来唱和，踏青登高，访先贤，寻故址，品藻人物，纵论古今。他和“清流党”的另一位健将、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关系最为亲厚，两人一同成为中坚，被戏称为两只“青牛角”。 

“清流”原喻指德行高洁、勇于言事的有名望的士大夫。1870年代，当时的军机大臣李鸿藻因为军机处的洋务派占了多数，感到力单势孤，于是聚拢一批御史和翰林在自己周围，以壮声势。这些“台谏词垣”标榜风节，上书言事，评议时政，以经世匡时为己任，时有“清流党”之称。他们有不畏权贵、不计祸福、敢于犯颜直谏的风骨，但也有好为空言、不识时务的一面，共同的特点是政治上偏保守，主张对外强硬。

当时朝中正是“两宫垂帘，亲王议政”的权力格局，慈禧一边重用李鸿章等洋务派以推行“自强、求富”路线。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洋务派一派“坐大”，她也常利用清流党来牵制、打压恭亲王奕䜣和李鸿章等人。

在李鸿章、恭亲王奕䜣这些手握实权的躬身入局者眼中，这些个清流党就是好清谈、在局外空指手画脚的“误国书生”。李鸿章在暮年曾愤激地说：“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国家利害，但信口开河，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这番忿言的末一句，针对的正是张之洞。

在京城做“清流”期间，张之洞通过平反“四川东乡冤案”、“庚辰午门案”、“修正伊犁条约”等几件大事，名声大噪，并赢得慈禧对他的赏识和信任。他一生宦途的际遇和转折，都和慈禧有着莫大关联。

1871年，新疆发生回民起义，沙俄借机占据了伊犁、乌鲁木齐等九座城。1876年，左宗棠率军西征平乱，成功收复了除俄占伊犁以外的全部领土。清政府于是派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谈判收回伊犁等九城。但崇厚在未得到总理衙门许可的情形下，擅自做主与俄罗斯签订《里瓦几亚条约》，把伊犁周边大片土地割让给了俄国，也就是把左宗棠辛苦打仗夺回来的领土全都卖了出去。

消息传到北京，朝野哗然，“改约”的呼声四起。只有李鸿章一人对“改约”持反对意见——理由是“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予全权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

但李鸿章也有自己的“私心”。当时，清廷有“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大论战，李鸿章是持海防论调者。在国力羸弱、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他希望朝廷放弃塞防，把国防重心放到他一手筹建的北洋水师上。

1900年，李鸿章在天津

在清流党人的抨击反对声中，张之洞是最认真的一个，他随后上呈《熟权俄约利害折》，陈述《伊犁条约》之大害，以及如何争取“改议”的对策。他还对李鸿章进行了一番旁敲侧击——说他高勋重寄，每年花几百万两银子造枪炮、养淮军，不正是为了今日一时之用么。如果不能一战，要这样的重臣何用？

这份折子显然触动了两宫皇太后的心。她们随后单独召见他面询对策，并下令，让他随时可以到总理衙门献议，以备咨询；将崇厚革职下狱，定斩监候，并派出曾国藩之子、驻英使臣曾纪泽赴俄重议条约。最终，曾纪泽代表清政府与俄国重修条约，为大清争取回来部分被割让的领土，挽回了利权。

在清廷和俄国为改约交涉的一年中，张之洞前前后后上了二十多道折子，陈利弊得失，建言献策。客观地说，这些献策大多只是书生意气的空谈阔论，但是张之洞对朝廷和国事的忠心和用心，赢得了慈禧对他的青眼。很快，他由一名六品翰林成为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成为京城高等官员中的一份子。

如果止步于此，张之洞很可能就是李鸿藻、翁同龢一类的清流人物，以学识、清望博得美名，一步步晋身为京城的高阶文官，进而入阁，但于大清帝国的命运并无实际功用和影响。

但张之洞显然要远远超越于他的清流同道们。1881年末，44岁的张之洞迎来了他宦海生涯里一个重要转折点——他被补授为山西巡抚，成为一名真正实权在握的封疆大吏。

在给朝廷的谢恩折里，他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地大展宏图，大谈自己准备上任后计划如何在吏治、养民、练兵、盐铁理财、边防等方面有所作为。在结尾处，他写道：“身为疆吏，固犹是瞻恋九重之心；职限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

张之洞是向皇帝和太后陈明心意——自己身为疆吏，总是铭记着皇帝的心意；虽然职责未来会限制在一域，但也不敢忘记朝廷经营天下的宏旨。这是身为儒生的志向和自许，张之洞一生好为大言，也敢于任事，他的确是“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

被他弹劾过的官员们纷纷借此机会挖苦嘲笑，有说：八表者，乃天下也；经营八表，不是要经营天下吗？张之洞是想做皇帝了！还有说：如果雍正、乾隆在世，不要他的脑袋才怪。就连他的族兄张之万也跟着瞎起哄。一天，张之万带着两只表同列，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回答：“两只表何多，舍弟不是有八表之多吗？”

到山西任上，张之洞意气风发，把经世致用的理念落实到具体的政务。他整肃吏治、改革财政、提倡务本兴农、禁戒鸦片，在革除社会积弊的同时，采取一系列加强管理的手段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正如他给好友信中写道：山西任上的事大有可为，只要朝廷信任我，虽然不能使得晋省马上变成强省，但是可使之成为治省，决不会像从前那样乌烟瘴气。

在山西，张之洞接触了一位来赈灾的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虽是上帝的仆人，但对政事十分热衷，他很想向中国上层人士推销他对中国如何走上富强之路的理念和设想。

在召见中，他向张之洞谈了自己对救灾的想法，并倡议中国开矿山、兴实业、办学堂等等。在张之洞的支持下，李提摩太在太原每月一次向官员士绅们演讲各种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并在现场演示磁石吸铁、氧气助燃等简易实验。

这些来自西洋的新奇知识和全新观念，使得这位原本偏保守的“青牛角”眼界颇开。在山西的两年多时间里，张之洞逐渐开始向洋务派靠拢。1883年，他主持修建从山西到直隶的公路，在太原东门设立洋务局，开始讲习洋务、培养洋务人才，专门派人到上海、天津等地聘请技术人员，购买与洋务有关的书籍。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这最终导致晚清政坛的重大变动，慈禧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宫廷政变，“晚清政坛二号人物”恭亲王奕䜣出局。自此，她大权独揽，把中枢机构全部换上了对她惟命是从者。为人恭谨的醇亲王奕譞取代恭亲王，成为中枢机构的掌权者。

战争爆发前，恭亲王、李鸿章都想力保和局，认为“未可与欧洲列强轻言战事”，主张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以换取中越边境的暂时安定。张之洞是坚定的主战派。他人在山西，但始终关注着清国边境的安危，认为“守四境不如守四夷”，只有援越抗法，才能巩固中国西南边境。

1883年，法军向驻扎在越南北部的清军和刘永福的黑旗军发起进攻，中法战争爆发。因为清廷一直在“战”“和”之间摇摆不定，导致前线的清军也没有做好迎战的准备，结果大败。张之洞随后多次上奏折，坚决主战，并提出了争越、招抚刘永福部等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1884年5月，清廷下令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即让他来主持中法战事。

到广东后，张之洞一边着手整顿和强化广东的防务，调兵遣将，添置炮台，重新加强了珠江口至广州城的海防；一边调解湘军名将彭玉麟和即将卸任两广总督的淮系将领张树声之间的关系；一边筹款借债，为在前方迎敌的刘永福、唐景崧等将领提供饷银、军械方面的经济支持。

在战局失利的局面下，张之洞奏请起用年近60的老将冯子材，最终取得镇南关大捷，大败法军。消息传到法国，造成茹费理内阁下台。张之洞本想乘胜追击，并二十多次电奏朝廷。但清政府最终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决定乘胜即收、以胜议和。

冯子材

中法战争的所历所见，给这位前“京城清流”带来了极大的震动——战争期间，法国的军舰在中国海域肆意来往，并攻击福建和台湾。这使得他越发坚信一件事——只有学习西方富强之术才能使中国强大。

战争结束后，张之洞开始对两广地区进行全面的治理。在广州，他着手筹备修复黄埔船坞，奏请在穗创办枪弹厂、枪炮厂，筹设织布局、炼铁厂，并创办水陆师学堂。

这只大名鼎鼎的“青牛角”，开始正式迈入晚清洋务派之列。

1889年8月8日，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当年12月17日，他抵达武昌，次日开始视事。此时的张之洞雄心勃勃，如其弟子张继煦所言——“自命深明时务，欲在南方造一局面，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建树工业相颉颃”。

相较曾、李、左等早期洋务派，张之洞的实业创办是以近代重工业为核心的。而他倾注心血的重中之重，是中国近代首个大型钢铁工厂——汉阳钢铁厂。

1931年，汉阳铁厂

张之洞之所以调任两湖，是因为他修建卢汉铁路的建策被清廷采纳。修筑铁路需要大量的铁轨，中国当时没有能力生产，故而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但张之洞不主张依靠洋轨。早在署理两广总督任上，他就开始筹划创办近代钢铁企业，并着手筹集款项，计划向外商订购设备，募聘矿师和技术员工等。到湖北后，他越发加紧筹备，以为修筑卢汉铁路和其他铁路之用。

这是晚清最有胆略“开风气、办大事”的李鸿章都不敢起头的事业。1889年，他在给张之洞的去电里如是相告：“炼铁至成钢轨、铁桥、机车，非易事，日本铁路日增，至今工料皆用土产，唯钢轨等项仍购西洋，非得已也。”

对这位已在地方督抚任上数年的“前清流”，李鸿章内心很有点“黄鹤楼上看翻船”的幸灾乐祸。在给其兄李瀚章的信里，他力主接任两广总督之职的兄长把铁厂筹建这一烫手山芋脱手，任由张之洞带到湖北，并说张如此抑扬铺张，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讨醇亲王的欢心，一旦朝廷即准拨款，他“恐难交卷，终要泄底”，“如此枢廷皆知其大言无实。”

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月，由醇亲王执掌的海军衙门正式允许铁厂移鄂。该年五月，张之洞在武汉设立铁政局，委派湖北补用道蔡锡勇为总办，主持其事。

自建钢铁冶炼厂，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之事。难题之一是选址，炼铁需要有铁矿砂和燃煤，当时大冶的铁矿已勘得，但煤矿还没有着落，只有一些产量和质量都不高的散煤。其间，李鸿章、盛宣怀都曾就厂址到底“就煤还是就铁”给出建议，张之洞一度想把铁厂设在省城武昌城外，几经实地勘探，最终选址在汉阳大别山下，即今武汉市龟山下。

为了解决矿石和燃煤两大问题，张之洞又先后开采了大冶铁矿、王三石煤矿和马鞍山煤矿。

难题之二是经费问题。照张之洞之前的估算，原以为200万两白银就可以把铁厂建起来。然而，海军衙门之前允诺的铁路款项下的支拨，迟迟没有兑现；而实际建厂的费用又远远超过预算。决意要办成此事的张之洞只得四处借贷、左右腾挪，甚至不得已截留了“京饷”——在给朝廷奏折里，他以“夙夜焦虑，再四愁思”来形容自己为钱发愁的处境。

1893年，有人以此为由弹劾张之洞，说他是“乞留巨款，轻信人言，浪掷正供”。清廷于是令两江总督刘坤一查实具奏。刘坤一把张之洞开煤、采铁、购机、造厂、修路、雇工等艰苦形状一一调查清楚，而所用之款皆遵部议，款款有着，以“似尚无浪掷情事”回复朝廷，并给予褒奖肯定说，“该督臣系怀时局，力任其难……谋国公忠，励精图治，上思朝廷依畀之重，下念同朝贵望之殷，必能张弛合宜，始终其事。”

张之洞也把一肚子委屈写在了给朝廷的奏折上，说到自己的种种辛苦——筹款、购设备、建厂、招人等方面的艰难，而那些局外人往往根据传闻来“悬揣苛求”。

在他排除万难的坚持下，1891年初汉阳铁厂正式动工，占地近千亩。高大的烟囱竖立起来，西式的厂房也一栋一栋地建起来，整个厂区由10个小厂组成，共三千多名中国工人被招进工厂。张之洞又从中选派10名到比利时的工厂学习技术。

在汉阳铁厂工作的卢森堡专家

1894年5月，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钢铁工厂正式开炉炼铁。

汉阳铁厂的建成，是中国近现代工业史上一大里程碑，它比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创办的第一家钢铁厂——八幡制铁所的建成还早七年。当时日本人的报道称其为“20世纪中国之雄厂”，美国驻汉口领事称：“这企业是迄今日为止，中国以制造武器、钢轨、机器为目的的最进步的运动……而且规模宏大，所以就是走马观花地参观一下，也要几个钟头。”

当时，《东方杂志》刊载西方人士的评论：“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证诸领事之报告，吾人预知其不可量矣。呜呼！中国醒矣，此种之黄祸，较之强兵劲旅、蹂躏老羸之军队，尤可虑也。”

但在张之洞主持期间，钢铁厂的供煤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开采王三石煤矿，前后花费50万两白银，结果因为挖出大水而不得不告终。马鞍山的煤矿产量不足以供一座大铁炉之用，且煤质中含硫过高，不合炼焦熔铁之用。张之洞只得远靠开平、湘赣之煤，甚至进口洋焦炼铁来解决所需，成本居高不下，经费越发困难——当时，中国的工厂都不愿意购买汉阳所炼的生铁，因为价格贵，质量也赶不上洋铁。

汉阳铁厂从开办之日到1896年交盛宣怀“官督商办”，共花去银子五百八十余万两，是清政府举办的各类工业中耗资最多的一个企业。因为亏损严重，张之洞不得不把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煤矿交给盛宣怀来承办，并继续操心着铁厂的生产、经营。

直到1898年勘得江西萍乡的优质煤后，汉阳铁厂的燃料问题才得以解决，工厂转入正常生产，先后为京汉、正太、淞沪、宁沪、杭沪甬、津浦、广九、川汉等铁路提供铁轨。尤其是京汉大动脉，两千多里，除卢沟桥到保定这一段外，皆为汉阳所造。

清末时所修建的京汉铁路车站

1908年，盛宣怀奏请清廷批准，合并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正式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堪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自此，张之洞才完全脱离汉阳铁厂。

1889年，一同被张之洞从广东带到武汉筹备建设的，还有枪炮厂和织布局。

湖北枪炮厂于1892年也在汉阳龟山下开建，两年后建成，也由蔡锡勇主持，后更名为“湖北兵工厂”。湖北枪炮厂的建成，虽然晚于曾国藩、李鸿章等早期洋务派在上海、天津、南京等地创办的兵工厂，但其设备、产品明显后来居上，有“中国之克虏伯兵工厂”之称。它的拳头产品“汉阳造”，直到民国时期，仍然是中国步兵的主要武器。

除重工业外，张之洞在民用类的轻工业上也大有建树。

在中国，棉、麻、丝的手工纺织业历史悠久。但是近代以来，在价廉物美的洋纱、洋布的倾销冲击下，市场萎缩，前途堪虞。洋务派为挽民族权利，开办了不少近代机器纺织企业，如左宗棠于光绪四年在兰州创办的机器织呢局、李鸿章于光绪八年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但在华中地区，截至张之洞督鄂，近代纺织工业尚为一片空白。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原为广州订购的纺机亦移往湖北。当时，他与接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商议，原作纺织厂资本的“闱姓”捐款同时全部拨调至鄂，作为两省合办织布官局的资本，赢利均分。后来李中途变卦，张之洞只拨16万两，作为粤省股本投资，给年息六厘。随后，张之洞又将广东向山西善后局借款20万两移拨至鄂，付年息九厘。同时还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16万两。多方筹措下，他才筹足开厂费用。

1890年，织布局于省城武昌文昌门外破土动工，1893年初建成开车生产，有布机1000张，纱锭30000枚，雇工2500人。生产布匹销路很好，获利丰厚。据当时《申报》载：“通行各省，购取者争先恐后，以故货不停留，利源日广。”

织布局初见成效后，张之洞又筹建纺纱官局，在和织布局相邻处建成北纱厂，安装纱锭五万余枚，1899年当年获利五万金。南纱厂原定装纱锭四万，因财力不足无法兴工。后由“南通才子”张謇接手这批纱锭，建成南通大生纱厂。

张之洞又陆续建成缫丝局、制麻局，在武汉形成了生产布、纱、丝、麻的四局。由此，湖北构建了比较完整的近代纺织工业体系，这在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写下了极为重要的篇章。武汉也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

客观地说，张之洞用一千多万两银子办起了一系列近代工厂企业，经营效果大多不好，许多企业都亏损。

其一是因为这些企业都办成了官府衙门，机构庞大、冗员众多。在汉阳铁厂，“洋员四十余人，华员倍之”，仅知县衔的管理人员就多达二十余人。这些人大多对机器生产一窍不通，既不懂业务，也不懂管理。

其二是因为所有制和经营模式的难题。20年前，李鸿章等人领导的洋务运动，对民用企业，譬如轮船招商局、纺织局等都采取了“官督民办”的方式，借此从民间筹措所需股本，解决资金问题。到张之洞举办企业时，这一方式已暴露出许多问题——经营效率低下，商人们的利益被官方侵夺，许多企业因此解体。

作为洋务派“后起之秀”，张之洞依然采取官督民办这一方式。在经营这些洋务企业时，他把“权”和“利”分开来，即“商能分利不能分权”原则。出股的商人没有经营管理权，这使得这些企业都成了官府衙门。

在张之洞的鼓励和倡导之下，武汉三镇的商业和民间资本也迅速发展起来。自1900年起，他开始抓市政建设和城市规划，把汉阳沿汉水一线打造成新兴工业区，尤其重视汉口，将之发展为新的商贸中心。

据初步统计，自1889年至辛亥革命之前，武汉涌现了一百多家由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其中有六成左右创办于张之洞督鄂期间，涉及采矿、机器制造、榨油、火柴、卷烟、棉织、造纸、水电、面粉、制药等三十多个行业。民间资本以轻工业为主的工业布局，正好与以重工业为主的官办格局形成互补。

从张之洞1889年督鄂到他1907年离开武汉，汉口镇的直接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了567.6%，间接进出口贸易额增长306%。1910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更高达1.5亿两，汉口成长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通商口岸，超越天津、广州等沿海通商口岸。

1908年，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以欣羡的口吻对汉口的崛起倍加赞赏，称之为“东方芝加哥”。从此，“东方芝加哥”的说法流行开来，成为人们对汉口的印象。

张之洞生命的最后20年，是与中国的铁路事业紧密相连的。

在晚清，修铁路的议题一直是洋务派和守旧派之间争论的焦点。守旧派反对的理由不外乎“生事”“扰民”“夺利”。中法战争结束后，修铁路再次摆上议事日程。1888年李鸿章上奏朝廷，提议在他主持修建的中国第一条轻便铁路——“唐胥铁路”的基础上修建天津至通州的“津通铁路”。

这一提议遭到以满清贵族为首的守旧派激烈反对，他们认为铁路于海防有损无益，铁路一修，险要尽失，危及朝廷社稷，所谓“百利不能偿此一害”。清廷只得下旨，让沿海沿江督抚们商讨该事。

张之洞把朝堂上的这场大辩论看在眼中，于1889年3月25日上了一道折子，趁机提出在内陆腹地省份修建铁路干线的倡议。他把立论着眼点放在“开通土货为急”，故而绕开了守旧派反对的理由。

他提出自中外通商以来，洋货洋药大量倾销，因此必须想办法“多出土货、多销上品以救之”。中国物产丰富，但因腹地交通不便，运输且慢且贵，如果修筑铁路，则“内开未尽之地宝，外收已亡之利权”，“铁路之利，首在利民”。

这番陈说，也赢得了慈禧和光绪的心。清廷于是下发谕令，肯定修筑铁路是“自强要策”，斥责了守旧派的“偏执成见，不达时务”，并对张之洞的修筑计划给予了肯定，认为“尤为详尽”。1889年，清廷调张之洞为湖广总督负责卢汉铁路，批准每年拨款200万两白银，并批准张之洞开办汉阳铁厂以备铁轨之用。

但因沙俄进逼的威胁，清廷决定先在东北修关东铁路，原本拨给卢汉铁路的预算被占用。虽然张之洞四处张罗，筹集经费，并着手开办铁厂准备生产铁路用的铁轨，但直到甲午战争之前，卢汉铁路的建设一直被搁置着。

甲午战败后，朝野上下笼罩在一股强烈的亡国危机感之下。当时，清廷许多官员纷纷上奏，提议兴办铁路。他们认为正是因为在甲午战前没有大力兴修铁路，造成战争中运兵运械困难，并认为这是战败的原因之一。

1895年6月，清廷下发谕令，决定修建津卢、卢汉两条铁路。次年，依照张之洞和王文韶联名会奏，清廷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任命盛宣怀出任铁路督办。从此，盛宣怀走上中国铁路建设的前沿舞台。

盛宣怀原为李鸿章的“臂膀”和洋务企业实际执行人，极富商业头脑和干才，是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官僚实业家。在汉阳铁厂转为商办的交接过程中，张之洞和盛有了大量的接触和商讨，他对盛宣怀的能力、见识和胸中韬略赞不绝口。

最初，清廷和张之洞的想法，是“萃四方之商力，注卢汉一路”，既不借洋债、也不依靠洋铁。但在现实中，却遭遇“官款难拨，华商筹股无着”的困境，最后不得不向外国借债，并于1898年与比利时签订协议，借款11250万法郎。既要获得大宗借款，又要维护本国路权，中间经历种种曲折和磨难。

平心而论，如果没有举借的大宗洋债，卢汉铁路工程无法后续，没有部分铁路建成展现路利，招商股票就没有吸引力。虽然在筹款、借外债、引进工程技术人员等问题上遭到诸多非议，张之洞修铁路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

除筹办之外，张之洞为卢汉铁路的建设和保护做了大量细致、扎实的工作。为使工程顺利，他派兵力在铁路沿线驻扎，1901年还组建了专门防守铁路的护营。庚子年，义和团运动汹涌而出，仇洋排外的拳民一路烧教堂，捣毁铁路、电线杆等一切和“洋”沾边的新事物。张之洞预先派出一营零一哨巡防铁路，花费白银四万两，使得在建中的铁路免遭破坏。

1906年4月，这条北起正阳门至汉口的、全长为1214公里的南北大动脉终于全线通车。清廷派张之洞与袁世凯共同验收，并改称为“京汉铁路”。京汉铁路是中国铁路史上的壮举，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我国内陆腹地最重要的交通干道。

1903年，张之洞在卢汉（京汉）铁路通车仪式上

从起初的议建、筹备到最终建成，张之洞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卢汉铁路建成后，张之洞满心喜悦，他把功劳全归盛宣怀：“卢汉铁路，乃吾兄一人之功。”但盛宣怀深知张之洞对他的荐迎之恩，以及他为卢汉铁路所付出的心血。他对张之洞说：“卢汉幸不辱命，何敢居功。公且示让，矧在下走。”

盛宣怀

督鄂18年间，张之洞最为卓越的成就是创办洋务企业和办近代教育。

如果在开办洋务企业上，张之洞相比曾、李、左等人，是后起之秀，有“殿军”之称。那么在创办近代新式教育上，他的功绩和作为要远远超过任何人，甚至整个清代的人。当时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盛赞张之洞是“晚清第一通晓学务之人”。

早在出任地方督抚前，张之洞就是主管学政的官员，曾在浙江、湖北、四川当过十年学官。每到一处，他必清除科场积弊、整顿士林风气，创办书院、选育英才，还经常亲临书院为士子讲学。在兢兢业业为朝廷选拔人才的同时，他也因此网罗了一批才华出众的门生弟子，包括担任过甘陕、湖广总督的陶模，总理衙门大臣、位列“庚子五忠”的袁昶、许景澄，知名学者孙诒让等等。

随着个人的思想观念逐渐向洋务派转变，张之洞萌发了改革传统教育的想法。到湖广总督任上，他开始大刀阔斧地举办新式教育。18年间，他在武汉地区创办了几十所各级各类的新式学堂，横跨实业教育、普通教育、师范教育、留学教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无论是新式学堂的数量、规模，还是专业门类的配套、各级教育的衔接，都领先全国。

直至今日，内处腹地的武汉仍为中国教育重镇之一，其首开之功当归于这位“晚清名臣”。如今的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科技大学、湖北图书馆都要追溯到张之洞的文教创举。

1893年，张之洞请立湖北“自强学堂”，宗旨是“讲究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才，上备国家任使”。此为武汉大学的前身。

该年，他又创办培养外交、外语人才的湖北方言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矿业学堂、工业学堂、驻东铁路学堂、军医学堂等。1896年，他又筹办了湖北武备学堂。

到20世纪初，他的办学重心移到普通教育的培育，打造出衔接初等、中等、高等的一整套普通教育体系。

在创办各类新式学堂时，张之洞有感于师资力量的严重缺乏，又创办湖北师范学堂、两湖师范总学堂等一批师范学堂。

张之洞在湖北兴办新式教育的卓越成就，其幕僚、心腹梁鼎芬功不可没。他长期协助张之洞管理学务，一边负责管理书院、学堂，一边在总督署办事。《清史稿》称张之洞“言学务唯鼎芬是任”。

梁鼎芬

梁鼎芬是广东籍人士，进士出身，原为京城翰林院编修，是“清流”一系的人物。中法战争期间，因上书弹劾重臣李鸿章，他被连降五级，故而辞官回乡。在友人建议下，他转入张之洞幕下，成为张最得力的心腹、高参，以及推行“新政”的助手。在广州时期，梁鼎芬先后负责主讲惠州的丰湖书院、肇庆的端溪书院，后又协助张之洞创办广雅书院。1892年，张之洞在湖北创办两湖书院，再邀梁鼎芬赴鄂主讲中学。

1902年，张、梁主幕二人顺应形势，对两湖书院进行近代化改造，将其更名为两湖高等学堂，聘请海内外许多知名人士来任教。他们对课程进行重大调整，除经学之外，又设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学、理化学、财政学、兵事学等八门，两湖书院也成为包括文、理、法三科的高等学堂，开了两湖大学预科学堂设立之先河，成为清末地方书院改制的一个借鉴标本。

在张梁二人的悉心经营下，湖北的新式教育形成了人才辈出的局面。仅两湖书院，选派到日本留学的人就有七八十人；在科举制度尚未废除之前，该校考取举人的人数也很多，1903年乡试该校中举者就多达六十多人。

张之洞非常重视留学教育。在1898年完成的《劝学篇》中，他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并提出留学“西洋不如东洋”的观点。他陆续选拔、派出大批学生赴日研习实业、师范、法律、警察、军事。据1907年的统计数字，留日学生在全国各省共计五千四百多名，湖北派出的即有1360名，占四分之一，这给湖北博得了“先进省”之称。

在张之洞督鄂期间，门下聚拢着一大批中外人才。他们成为张之洞在湖北创办洋务、推行新政的助手、高参和实际执行人。

1889年，当张之洞从两广移督湖广时，作为冉冉升起的实力派官僚和洋务新秀，又有着清流的清誉，为当时许多士大夫所倾心和敬仰。时人评论：“现今有为之士，不北走北洋，即南归武汉，朝官外出，可寄托者，李（鸿章）与张（之洞）耳。”

这些幕宾中，有许多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人物，譬如，管学务的梁鼎芬，管洋务的辜鸿铭、蔡锡勇，负责中学的有汪康年、蒯光典、陈三立（陈宝箴之子），负责农学的有罗振玉，主管新军的有黎元洪，以及著名实业家、“南通才子”张謇，“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以及沈曾植、章太炎、郑孝胥、赵凤昌……

张之洞有浓厚的学官做派，一直十分重视网罗人才，对名士和才华出众者备加器重和青睐。他采取兼容并包、新旧杂糅的人才策略，无论是思想偏守旧的罗振玉、左绍佐，还是趋新人士如汪康年、郑孝胥，或是有怪才之称的辜鸿铭……

梁鼎芬既是张之洞的“管学大臣”，也是张之洞在政治仕途上的参谋和左右手，参与过清末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幕后谋划。他曾为张之洞和康有为、梁启超一党合作牵线搭桥，并促成了张之洞成为北京强学会、《时务报》的“后台老板”。

后因康梁在《时务报》以孔子纪年、宣扬康激进的“公羊学”，做了很多会落人口舌的事，激怒了张之洞。最终，张之洞和他们划清界限，并撰写在近代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劝学篇》以示自己的立场和思考。

蔡锡勇则是张之洞最为得力的洋务助手，主持过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曾任湖北织布、纺纱、银元、舆图局总办等。

他少年时就学于广州同文馆和京师同文馆，曾出任驻美公使馆翻译、参赞多年，是难得的洋务人才。后因母病回国，在广东实学馆充当英文教习。经前任两广总督张树声的推荐，张之洞把蔡留在自己的幕中。1889年12月，张之洞赴鄂就任时，把一批幕宾带到或奏调至湖北。随行的蔡锡勇成为其“实业计划之大总管”。

在张之洞的委任上，蔡锡勇常年积劳成疾，心血亏耗，又在往返于武汉三镇的途中遭遇翻船事故，年仅50岁便与世长辞。

张之洞众多幕僚中，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的，是学贯中西的“怪杰”辜鸿铭。他成长于西洋，却推崇包括“小脚、辫子和姨太太”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其“茶壶配茶杯理论”广为流传。

辜鸿铭是马来西亚华侨富商之子，少年时即被带到英国，在欧洲度过了11年的留学生活，精通多国语言。在后一战时代的欧洲，他成为一名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并倾心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因和张之洞的亲信杨汝澍在香港海船上偶然相遇，当时正好回中国寻根的辜鸿铭于是投身张之洞幕下。

他跟随张之洞20年，成为其翻译和办理洋务的智囊。张之洞欣赏他的才华，也包容这位怪才的种种“荒谬绝伦”和不通世情。

1894年，张之洞建成了有“中国之克虏伯兵工厂”之称的湖北枪炮厂。兵工厂动工兴建时，他急需聘请懂行的洋专家来指导，当时盛宣怀推荐一个名叫华德·伍尔兹的英国人。但辜鸿铭发现此人其实是一个滥竽充数者，于是请张之洞打发了此人。随后，他利用自己的人脉，从著名的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请来了货真价实的专家，解决了张之洞的燃眉之急。

在“晚清四大名臣”中，张之洞的谥号为“文襄公”。

在清代，“文襄”一般多授予有学士背景同时又有军功的大臣。张之洞以文官之职，获文襄之号，可见他的文治武功得到朝廷和史官的盖棺定论。

早在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时，他就开始注意练兵。到中法战争期间出任两广总督时，他是战局背后的实际主持人。但真正大张旗鼓地练新兵，是他出任湖广总督时期，以及代刘坤一署理两江总督任上。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廷调两江总督刘坤一到前线督战，命张之洞代为署理两江事务。在江宁，张之洞在积极筹备防务、支援前线之外，痛感于创建新式军队的迫切性，随即以德国陆军为楷模着手编练“自强军”。自强军聘请德国军官担任统领、营官和哨官，共训练13营，分步队、马队、炮队和工程队，共2860人。

1896年回湖广时，张之洞无私地把这支部队交给刘坤一，并奏请朝廷带走一支有500人的“护军营”，以此作为他在湖北操练新军的开始。他选募新兵，聘用德国人为总教习、来自天津、广东的武备生为教习，将护军营进行扩编。到1902年，一支七千多人的新军编练完成，有步兵、炮兵、骑兵、工程兵。后来恰逢清廷兵制改革，湖北新军又得以扩充发展。至1906年，湖北新军已练成“一镇一混成协”，由他的亲信、武将张彪和军官黎元洪分管，共16080人。

湖北新军和袁世凯在北方编练的“北洋六镇”一起，并称为中国最新式的军队。其风貌和练兵结果，在晚清几次全国秋操中得以凸显。1895年，清廷派大臣铁良检阅各省军队时，湖北新军就名列前茅。1906年10月，清政府在河南彰德举行南北军大会操。这次大会操，湖北新军被评价为“东南第一”。第二年7月，湖北常备军被纳入全国陆军编制。

在中国历史上，投身行伍者多为失地的贫苦农民，在文化和社会阶层上都属底层。但张之洞招募新兵，特别重视士兵素质，要求多吸收“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之人”入伍。他制定湖北练兵的要义，第一条就是“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是识字的”。1905年，该军在黄陂募军，其中有禀生12人、秀才24人。由此，湖北新军成为各支新军中文化素质最高的部队。

谁也没有想到，一生忠君爱国的张之洞苦心经营、用以保卫大清的这支新式军队，后来会成为一举摧毁大清王朝的关键力量。如张之洞的门生张继煦所言：“事机凑泊，种瓜得豆。”

协助张之洞发展新式军队的武将张彪，自山西时开始追随张之洞，后来娶了张之洞姨太的养女，人称“丫姑爷”。而黎元洪虽职位在“丫姑爷”之下，实为湖北军界的“二号人物”。他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原是李鸿章一系的北洋水师青年军官。1894年甲午战败，因上司失职，他被牵连入狱数月，后流落上海。正好张之洞在署理两江时准备招揽武备人才，于是投效其门下，参与了张编练湖北新军的历程。

凭借过硬的军事知识和踏实稳重的作风，黎元洪很快在新军中脱颖而出，成为将领中最懂近代军事技术的佼佼者。张之洞对他非常欣赏和器重，在军事上多咨询他的意见，并放手让他负责新军的编练、操演、整训等事务，形成了张之洞决策、黎元洪策划、张彪号令执行的湖北新军编练模式。

当时张之洞为建设近代化军队，决定派人赴日考察军事，黎元洪曾三次被派到日本。在任上，黎也积极推动湖北学生留日学习军事。20世纪初，中国派出的一二期留日士官生共64名，湖北占28名。

1906年，湖北新军将官与当地官员合影

在晚清重臣中，张之洞是身兼官僚、学者等多重身份的人物，兼修“汉宋之学”，是有思想创见的真正儒家学者。

1898年4月，在“戊戌变法”前夜，张之洞在武昌总督府撰写阐述其对中国近代化方略思考的著作——《劝学篇》。这也是他在湖北实行“新政”的思想根基。

在这部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著作里，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观点，主张先明内学，然后择西学以用之，提倡立学堂、修铁路等，采用西技西艺，反对“开议院”“兴民权”的维新主张。

他如此解释自己写作的动机——“自乙未（1895年）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会通中西，权衡新旧。”

张之洞一方面批评顽固派的“守旧”“不知通”，另一方面批评康梁为首的维新派“菲薄名教”“不知本”。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下，他试图在顽固派和维新派的主张之间寻找第三条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劝学篇》一出，令当时绝大部分官员士子服膺认同，无论是趋新人士还是偏保守的官员士大夫。

该年6月21日，张之洞的门生、翰林侍讲黄绍箕在受光绪帝召见时，把《劝学篇》推荐给了皇帝。光绪详加批阅后，对《劝学篇》的评价非常之高，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他随后下了一道谕旨：命军机处将40部副本分发给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并要求广为刊印，“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后又命总理衙门排印三百部，是为“敕印”。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

1898年戊戌政变后，原本老迈的大清帝国进入历史上最混乱不堪的灰暗时期——义和团运动、庚子国难、八国联军入侵、两宫出逃。最终，重病缠身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再次起身收拾残局，在艰难处境中代表清廷和西方列强进行和谈，签订下《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却也激发了慈禧发自内心的自强、雪耻的意识，迫使她对新政进行反思。1901年1月，她在西安以光绪帝名义颁布了实行新政的上谕，要求臣工献计献策，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提出革新主张。四个月后又以两宫名义发上谕，表达了对“洞达中外时务者”的渴求，“惩往日之因循，思得贤以辅治。”

这次变法又称“慈禧变法”，以区别于光绪在1898年主持、推动的“戊戌变法”。

应朝廷改革上谕，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上奏，即清末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由刘坤一领衔，张之洞主稿，立宪派张謇、沈曾植、汤寿潜等参与策划。洋洋三万余言，由《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请筹巨款举行要政片》即三折一片组成，系统地提出了兴学校、练新军、奖励工商实业和裁减冗员等改革措施。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是清末新政的纲领和蓝图。清廷以其所奏“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此后所行“新政”大多未逾此会奏三折范围。主稿人张之洞是当之无愧的“清末新政总设计师”。

这一新政蓝图的风格极为稳健，第一折提出参考古今，会通文武、育才兴学（设立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试、奖励游学）；强调培养人才，建立新式学校，改革科举制度。第二折提出法必应变通整顿者十二（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考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提议停止捐纳实官，裁撤屯卫、绿营等。第三折提出西法必应兼采并用者十一（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及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籍），主张官员出国考察，编练新军，制定有关矿业、商业、铁路的法律和货币制度，翻译外国书籍等。

这些“新政”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18年摸索和实践的总结。可以说，18年探索、创立的“湖北新政”模式，为张之洞从理论到实践做好了成为“清末新政总设计师”的准备。

随着李鸿章、刘坤一相继离世，张之洞已是大清王朝在风雨飘荡中唯一能依赖的“柱石重臣”。其间，他一度身体不佳，清廷特别发电询问，并直接点明大清社稷和他的存在息息相关。

1907年，年已七旬的张之洞被清廷授予协办大学士，一个月后再授为体仁阁大学士，旨召入京。人尚未离开湖北，他又和袁世凯同日被授军机大臣。这一次，张之洞没有再推脱。但在临行前，他表现出极为徘徊的情态，“忧时感事乃十倍于平日”，大有悲喜交集之感——既有对自己离开经营18年的武汉的不舍，也有面对清末国运极为复杂的心绪。

进京入阁后，张之洞谨言慎行，尤对立宪之事甚少言语。1908年，他身为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处于教育和铁路的纠纷之中。当年11月，光绪帝、慈禧太后于两日内先后去世，三岁的溥仪即位，其父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

1909年6月，张之洞肝病复发，后病情转重，于10月4日撒手而去，年72岁。临终前，他口授遗折，谈及满汉、选人和粤汉、川汉铁路诸事。

张之洞位极人臣，身后却宦囊空空，连家人为之操办丧事都感到窘迫。《清史稿》如此记载：“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田一亩云。”他在京师、湖北的诸多弟子、同僚纷纷解囊，凑了两万元，把他的后事办了。相隔千里之外，武汉三镇的百姓、军学界人士烧纸钱、积火烛，为他送行。

（参考书目：冯天瑜、陈锋主编《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陈锋、张笃勤主编《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马东玉《张之洞大传》，黄华文《张之洞画传》，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黎仁凯《张之洞幕府》）